联系实际说明制约目前投资需求的主要障

『壹』 联系实际谈谈投资活动中外部性问题并说明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干预投资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环境外部性，无论是建铁路，修大坝，还是投资水泥厂，造纸厂，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2 我不知道对经济结构的破坏算不算外部性，投资多，建材等行业就发达，但当投资完毕后，新建的建材厂将失去市场，纷纷倒闭，银行坏账，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就到了。
3 投资使经济增长虚增，增加通胀的风险，这也是外部性。

『贰』 联系我国实际说明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该怎么回答

联系我国实际说明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可从两个方面考察：一货币需求的宏观因素⑴收入。在市场经济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收入最初都是以货币形式获得的，其支出也都要以货币支付。在一般情况下，收入提高，说明社会财富增多，支出也就会相应扩大，社会也就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媒介商品交易。因此，收入与货币需求成同方向变动关系。⑵价格。从本质上看，货币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在商品和劳务量既定的条件下，价格越高，用于商品和劳务交易的货币需求也必然增多。因此，价格和货币需求，尤其是交易性货币需求之间，是同方向变动的关系。⑶利率。利率变动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是反方向的。一般来说，利率越高，各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将减少；利率越低，货币需求将增多。然而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货币需求又有不同的目的，因此，利率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会十分复杂，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⑷货币流通速度。假定用来交易的商品与劳务总量不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就会减少现实的货币总需求；反之，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则必然增加现实的货币需求量。因此，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总需求是反向变动的关系，并且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相对固定的比例关系。⑸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主要是指债券的利息率或股票的收益率。当金融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利率时，人们理所当然地愿意购买有价证券，因而便会增加投资性货币需求。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很复杂，它既影响货币需求的总量，又也影响货币需求的结构。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资产不断增多，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已经明显增强。⑹企业与居民对利润与价格的预期。当企业对利润预期很高时，其往往有较高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因此，两者成同方向变动。当居民对价格预期较高时，其往往会增加现期消费，减少储蓄，居民的货币需求增加，因此，两者成反方向变动。⑺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信用的发展状况。在一个信用比较发达、信用制度比较健全的社会，经济主体所必需的货币量相对于要少一些；反之，其对现实的货币需求就大些。第二，金融机构技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服务质量的优劣。先进的金融技术手段和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往往能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减少现实的货币需求；反之，则增加货币需求。第三，国家的政治形势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此外，一国的民族性格、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也对货币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二决定我国货币需求的微观基础⑴居民的货币需求。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逐年增加，内生地推动居民货币需求的增长。⑵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我国资产选择范围相对较窄，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我国多数企业还不能十分有效地调度和运用资金，交易性货币需求受企业经营过程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比重相对较高。中国企业预防性货币需求可以一分为二：一是以流动性最高的狭义货币即现金和活期存款形式持有的部分，这部分货币旨在应付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规则的货币支出需要；二是以流动性稍低的广义货币即企业存款的形式存在的部分，目的是应付企业营运过程中意外的投资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日臻完善，企业将更加主动利用各种投资机会获利，投资性货币需求会逐渐增加。⑶政府部门的货币需求。政府部门的货币需求主要用于满足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政府部门的货币需求相应地可分为职能性货币需求、行政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和资产性货币需求。由于中国近年来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国家信用在经济中的作用，职能性货币需求有较快增长。近年来，政府部门为了改善自身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效率，使行政管理费用不断上升，导致行政性货币需求持续增长。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也会扩大行政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指为防范社会经济中的突发事件而产生的货币需要，多以存款而非现金形式保存。资产性货币需求是指为公共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动机而需要或持有的货币，这部分货币需求只在特殊情况下表现较为强烈，一般情况下则微不足道。
联系我国实际说明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
要点：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可从两个方面考察：
（一）货币需求的宏观因素
1、收入。收入与货币需求呈同方向变动关系。
2、价格。从本质上看，货币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下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价格和货币需求，尤其是交易性货币需求之间，是同方向变动的关系。
3、利率。利率变动与货币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是反方向的。但也有特殊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总需求是反向变动的关系，并且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相对固定的比例关系。
5、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主要是指债券的利息率或股票的收益率于与货币需求反向变动。
6、企业与居民对利润与价格的预期。当企业对利润预期很高时，往往有较高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当居民对价格预期较高时，往往会增加现期消费，减少储蓄，居民的货币需求增加。
7、其他因素，包括：信用的发展状况、金融机构技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服务质量的优劣、国家的政治形势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等。
（二）决定我国货币需求的微观基础
1、居民的货币需求。居民交易性货币需求与交易费用和货币收入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居民货币收入逐年增加，内生地推动了居民货币需求的增长。
2、企业的货币需求。企业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产生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企业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利率、商品交易费用和商品交易规模。政府部门的货币需求。政府部门的货币需求主要为满足履行公共职能的需要，包括：职能性货币需求，预防性货币需求。

2011-1-25 21:19 回复

『叁』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些业内人士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建议和评论。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社会总需求总量不足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去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市场虽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4%的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却下降了1.9个百分点。按以往的经验，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走势均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况。近年来，消费品市场所能呈现出的平稳增长态势，其中消费品市场比较活跃的因素主要还是由政府政策性作用所至，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仍不明显。如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资的增加拉动了消费的较大增长；费改税在农村试点的扩大缓解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幅的下滑；住房、汽车和教育等个人消费信贷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由于这些政策性因素的主导作用，才促进了消费品市场的持续增长。若排除这些政策性不可比因素，消费品市场的增长将会面临着后劲不足的危机。当前，城市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和低保缺口的增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已在明显减弱。 2、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日益严重。据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对我国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分析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86.3%，比去年下半年扩大了5个多百分点；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这种供给总量相对过剩的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全国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走低的趋势，但实质是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由现在的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知识结构与就业需求的矛盾；要素、资源状况与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矛盾；重复建设、区域封锁与市场规则的矛盾等等。由于这种供给过剩的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将使未来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前几年放慢，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因此，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未来两三年内仍会存在。 3、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行为，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拉动，并且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2.1%，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8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9.6%，增速高于上年同期7.2个百分点。其中，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增幅高于上年同期3.1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1%。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据统计，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农户等其他投资同比仅增长了8.3%，比国有及其他投资低4.5个百分点，城乡集体、个体、农户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7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而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旦将来国债投资下降，民间投资若未能及时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将后劲不足，难以形成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今年，尽管一些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利好”消息已经在酝酿和实施中，但真正落到实处还需一个过程，社会投资不足的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4、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去年以来，我国价格走低的迹象越发明显，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目前价格走低的具体表现：居民消费价格从去年第四个季度开始走低，到今年1月已连续3个月下跌，为近两年来的首次；工业品出厂价格于2001年4月开始再次下降，之后降幅逐月加大，今年1—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加大，同比平均下降4.2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001年比上年下降0.8%，2002年1—2月降幅进一步加大，同比下降1.5%，已连续9个月下降；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2001年同比下降了0.2%，2002年下降幅度明显加大，1—2月同比分别下降4.8%和4.6%；房屋销售价格虽在2001年增长了2.2%，但全年的价格走势前高后低、逐季下降，特别是第四季度增速回落明显，预计今年我国的商品房价格增速将不会有大幅度上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在2001年虽同比增长了0.4%，但涨幅比上年却低0.7个百分点，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开始下滑，2月比1月下降了0.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我国加入WTO后，全球性生产过剩、价格下行的影响通过多种渠道传导到我国。这些因素都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上升的态势。因此，预计我国在短期内价格走低的趋势不会改变。 5、金融贷款总量增速下降，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突出。从去年开始，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的增速已呈下降趋势，今年贷款增幅继续下降，1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的增幅下降了19.8%，其中工业短期贷款额少增了67亿元，导致短期贷款当月减少。此现状说明工业贷款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已更加突出。此外，还有几种金融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现金净投放量增幅下降。从去年开始，我国现金流通量的增幅已呈现出同比逐月下降的趋势，今年1月，M0出现了几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同比增幅为-1.7%；今年1季度，M0同比增长8.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根据一般经济规律，在管制利率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商品和劳务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是否适应的主要标志。目前，现金净投放量增幅的下降，可以说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萧条。二是M1的增速慢于M2。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出现了M1的增速慢于M2的趋势。2001年底，M1的增速为12.7%，M2的增速为14.4%。今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1季度M1的增速为10.1%，M2的增速为14.4%。按一般经济学原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M1增长率在较长的时期中始终慢于M2增长率，则说明经济的增长势头开始放缓。 6、就业矛盾突出。目前，我国的就业矛盾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对下岗、失业、待业、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大量的待就业大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们不仅对各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不一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对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全国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近几年，为缓解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我国政府在增加就业岗位、加大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尽管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就业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从中可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某些体制性的弊端，如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问题、任用干部的标准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投资结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等等。这些诸多问题如得不到缓解，或者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运行，而且可能引发政治问题。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上述问题，但同时也存在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目前正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去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投资额增幅为10.4%。另一方面我国市场需求空间大、机会多。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扩大需求的机遇，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财政资金的投入使用方向、增加就业、促进出口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调整力度，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或者参考: http://cache..com/c?m=&p=&user=&fm=sc&query=%B5%B1%C7%B0%CE%D2%B9%FA%BE%AD%BC%C3%C3%E6%C1%D9%B5%C4%D6%F7%D2%AA%CE%CA%CC%E2%3F&qid=d26b5bb903e8e57f&p1=9

『肆』 联系实际说明，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式下，如何借鉴消费理论扩大消费需求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强调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其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指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因此,扩大消费须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如城市居民每隔两年一次的加工资.但如何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却始终没有切实的措施,这是我国总消费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以相对收入为函数。相对别人——示范效应，向高消费看齐。我国称之“攀比效应”。相对自己过去——习惯效应，收入水平变化后消费有滞后性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消费与生命周期有关，与财产收入有关。如下式：
C=aWR+bYL………….WR为财产收入；a为财产收入的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实为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或不同年龄的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表明消费取决于财产收入和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收入。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以持久收入为函数。C=bYp……………Yp为持久收入，如下式：Ypt=θYt+（1—θ）Yt-1……………Ypt为现期持久收入，Yt为现期收入，Yt-1为上期收入，θ为加权数。表明，现期持久收入等于现期收入与前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消费政策
所谓扩大内需政策,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培育消费热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正确的消费政策.

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1、就业形势依然严重，城镇居民收入逐步提高
扩大就业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是拉动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前提。2002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他指出，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3年两会期间，国家新一届领导人为了缓解就业问题，提出了今年新增800万就业岗位的目标，并且出台了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鼓励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一些相关配套措施，来解决此问题。然而，
由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导致我国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4.2%。据有关部门对59个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分析表明，目前每个求职者面临的岗位是0.65个，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相对促进就业而言，政府在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方面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效果更为明显，除了连续两次大幅度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之外，有关部门还多次上调了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企业经济效益长时期没有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出台对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4283元上升至2002年7703元，增长了近八成。2003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4301元，同比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
2、农民收入增势缓慢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基础。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上届和本届政府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主要措施包括：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稳定农民收入大头，增大农田水利、改造农村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切实保护农民务工合法权益，做好被征地农民补偿和就业安置工作等。
应当说，这些措施起得了一些实效。以税费改革试点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6.8 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2002
年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为 78.7 元，比上年减少 12.5 元，下降 13.7%，税费负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 3.2%
。由于税费负担下降，直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 0.5 个百分点。
然而，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一项测算，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各项福利考虑进去，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大概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五分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当前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从国际经验看，轻纺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是吸纳农村人口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当年，我国轻纺工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之时，政府却在“离土不离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搞乡镇企业，错过了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农村始终保持了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无法形成，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断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3、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阶层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是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重点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由1998年的96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1362亿元，年均增长了94.1%；我国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由1998年的184.1万人上升至2002年的206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469万人。然而，由于我国社保体系建立时间较晚，历史上欠帐较多。到去年年底，全国也还只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重庆、贵州、海南等14个省区市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多数省区市的社保基金都还存在着资金缺口。与此同时，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现象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失业和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也成为社保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从目前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非常艰巨。统计表明，200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820万人。要让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相关的保障体系，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扶贫担保基金和扶贫贴息基金等。
4、整顿市场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历史上，我国部分地区经济秩序较为混乱，假冒伪劣泛滥，坑蒙拐骗猖獗，商业欺诈横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抑制人们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2001年4月开始，国务院先后统一部署了联合打假、整顿文化市场、严厉打击传销、整顿建筑市场、强化税收征管、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加油站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8个专项斗争。2002年，中央又部署开展了整治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经营秩序、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3个专项，并取得初步成效。2003年4月14日至15日，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2003年会议具体部署了当年六项工作重点。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市场秩序有所改善。
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依然突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仍很艰巨。今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还需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指导思想，一边开展专项整治，一边根据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建章立制，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以往工作中出现的“反复抓，抓反复”等现象。
5、消费信贷政策作用明显
目前，城市居民消费已开始向住房、汽车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而这次消费升级与80年代的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升级相比，级差要大得多，因而积累期也要长得多，于是就出现了市场需求断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消费信贷。
我国的消费信贷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在1997年，我国消费信贷总规模还不到200亿，到2001年年底则已达到6990亿元，增长了约40倍。至2003年一季度末,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8909亿元,个人汽车贷款余额为1350亿元,助学贷款余额为55.9亿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地推出个人消费贷款新品种，先后开办了个人质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个人小额短期信用贷款、助学贷款等多个业务品种，满足了客户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毫无疑问，消费信贷对促进汽车和房地产业市场的活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如此，如果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发现，我国消费信贷实际上仍然还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目前，西方国家消费信贷在整个信贷额度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20%～40%之间，个别甚至高达60%，而我国的比重大约只为10%。

不过，受一些因素影响，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酝酿着一些潜在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发展就过分地依赖了银行资金的支持。今后，我们在继续大力推进消费信贷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此加以适当防范。
从上述对各主要消费政策的评估结果看,
历史上的政策失误和不到位是消费低迷的重要成因。从目前情况看，在政策措施的持续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开始出现启动迹象，住房、汽车、旅游、通讯等相关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之中，但消费要形成一个全国性高潮还有待时日。要看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城市家庭主要进入10000至100000元的购买阶段，而农村家庭则要进入1000至10000元的购买阶段。前者主要是从普通耐用消费品向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等大宗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文化娱乐等个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档次提升，而后者则是从生活必需品向中低档耐用消费品的方向发展。从当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还难以形成全局性的扩张。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层次的提升，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如住房消费、私人汽车消费，都需要一定时间的收入积累。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需要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门槛。这就凸现了提高农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当前在扩大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体制障碍
1、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的三大问题
（1）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亟待增强。
据有关资料，与国外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八五”、“九五”时期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59.4%，最近10年平均只有59%多一点，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超过78%。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也存在一些统计差异，但总的看，我国消费率还是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2）消费需求增势缓慢，与投资增长出现背离
回顾过去，在1998和1999两年，投资和消费增速尚且基本持平，直到2000年，当时的投资和消费增幅之差也只有0.5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渐拉大，到2002年高达7.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处于12年来的最高点，而消费增长则为3年来的最低点。从支出法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靠投资“单轮驱动”了。
（3）在消费总量不足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存在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越来越少的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产，却没有多少消费欲望；另一方面是农村、西部地区和城乡低收入者状况始终没能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长期以来保持下降趋势，“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时期分别为64%、58.7%、50.6%和47.8%。近年来，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2000年、2001年，农村人口分别为城镇人口的1.76倍和1.65倍，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则只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7.5%、32.8%。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仅比较低，而且呈相对下降趋势。即使同为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差距也在扩大。
2、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三大体制障碍
除了前面提到经济结构和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之外，影响当前我国消费增长的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障碍。
（1）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消费呈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这些年来，尽管从增长速度看，我国的消费增长波动幅度不大。然而，从结构上看，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80年代由老三大件、新三大件带起的全社会性消费热潮相比，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消费热潮只有由少数人所推动。在这种格局下，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介入很少，而农民则几乎与之绝缘。
上述消费格局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贫富日趋分化严重：一些私营企业主一方面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正常纳税义务，更不给员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一些上市公司老总在企业长期亏损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发高薪，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一些政府官员将权力与资本互连一体，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巨额收入；一些垄断型企业，利用自己在卖方市场中所处的有利地位，随意调价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农民利益和城镇弱群体利益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他们利益受到无端侵害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有人因此戏称，当前的消费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尽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但受收入制约，却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短缺经济时期，国家为防止需求膨胀而出台的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至今没有得到清理。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社会总供给长期小于总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消费需求尤其是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政策。现在，尽管消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消费的主体已经从集团转向了个人，但在各种因素尤其是有关部门利益的影响下，这些过时了的政策依然挥之不去。拿轿车来说，在短缺时代，轿车要花外汇进口，因而为控制集团购买，推出了占车价10％的车辆购置附加费和3％—8％的消费税。如今轿车产量飙升，个人购车又占轿车销售的半壁江山，这些老政策无疑在个人消费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门槛。再看住房，北京市房价平均每平方米高达6375元，这一“天价”直逼纽约、东京。其原因在于，房价构成中40%是政府的地价税费，而且是将70年地价一次性打入。其他的（如超计划用电增加收费、空调增容费等）直接限制个人消费需求的老政策也依然被保持下来。这一切对有关商品（尤其是商品房）的消费及其行业的健康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3）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存在部分行政垄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消费。
从成因上看，市场垄断分两种：一是竞争式垄断，二是行政式垄断。前者主要是依靠竞争实力在市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之后才形成垄断，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消费的发展往往会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后者不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排斥其他行业进入者获得的垄断地位，不论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还是形成之后，给消费发展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如电信业、自来水公司、热力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民用航空、铁路运输、公共交通等，这些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一不依靠技术创新，二不依靠资本投入。他们往往既是生产经营者，又是该行业的行业管理者，提供给市场的是恶劣的服务、过高的价格、低下的效率，给消费者带来的则是极大的伤害。比如，电信部门一直以3分钟作为市话计次收费单位，这与按秒收费相比，每年在全国用户头上多收了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面对社会各界对这种不合理收费的抨击，居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部门却可以始终按兵不动。

『伍』 理论联系实际论述公共投资的具体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论述公共投资的具体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

第二，通过政府进行公共投资，有利于强化国有经济在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中的实力和地位。

第三，政府公共投资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公共投资政策在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投资和研究与发展投资在促进经济资源条件变化，提高经济潜在产出水平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公共投资对产出水平的最终影响，是通过推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右移形成的共同结果，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右移是逐步进行的，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实现的时间跨度将比较长。

(5)联系实际说明制约目前投资需求的主要障扩展阅读：

公共投资一般被界定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由于有政府不能在微观层次上直接介入企业活动领域的特定认识，这些政府投资往往被限定在特定的公共服务领域中，因此这些资本被称为公共投资，也被称为政府投资。公共投资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般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合并在一起作为总投资看待，它与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被看作是生产函数中决定产出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

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社会总资本积累则通过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交替上升过程来进行。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分别在不同的时期成为推动社会总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陆』 联系实际说明，在我国当前经济形式下，如何借鉴消费理论扩大消费需求考核目的：这是一道理论联系实际题。

⒈消费理论是研究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消费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收入，一般把消费和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称为消费函数，消费理论主要就是通过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分析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动关系。消费理论主要有四种收入理论：
①.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强调消费支出是实际收入的稳 定函数.其实际收入是指现期,绝对,实际的收入水平,即指本期收入,收入的绝对水平和按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收入.因此,扩大消费须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如城市居民每隔两年一次的加工资.但如何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却始终没有切实的措施,这是我国总消费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②杜森贝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以相对收入为函数。相对别人——示范效应，向高消费看齐。我国称之“攀比效应”。相对自己过去——习惯效应，收入水平变化后消费有滞后性
③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消费与生命周期有关，与财产收入有关。如下式：
C=aWR+bYL………….WR为财产收入；a为财产收入的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实为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或不同年龄的收入；b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表明消费取决于财产收入和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劳动收入。
④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消费以持久收入为函数。C=bYp……………Yp为持久收入，如下式：Ypt=θYt+（1—θ）Yt-1……………Ypt为现期持久收入，Yt为现期收入，Yt-1为上期收入，θ为加权数。表明，现期持久收入等于现期收入与前期收入的加权平均数。

2、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的消费政策
所谓扩大内需政策,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培育消费热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
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消费的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1、就业形势依然严重，城镇居民收入逐步提高
扩大就业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是拉动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前提。2002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他指出，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3年两会期间，国家新一届领导人为了缓解就业问题，提出了今年新增800万就业岗位的目标，并且出台了支持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鼓励服务型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各地政府也因地制宜，出台了一些相关配套措施，来解决此问题。然而，
由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下降，导致我国城镇失业率急剧上升，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4.2%。据有关部门对59个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分析表明，目前每个求职者面临的岗位是0.65个，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相对促进就业而言，政府在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方面所采取的其他措施效果更为明显，除了连续两次大幅度给公务员增加工资之外，有关部门还多次上调了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企业经济效益长时期没有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出台对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5年的4283元上升至2002年7703元，增长了近八成。2003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4301元，同比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
2、农民收入增势缓慢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开拓农村市场的基础。为了增加农民收入，上届和本届政府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主要措施包括：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稳定农民收入大头，增大农田水利、改造农村电网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引导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切实保护农民务工合法权益，做好被征地农民补偿和就业安置工作等。
应当说，这些措施起得了一些实效。以税费改革试点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6.8 万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2002
年农民的税费负担人均为 78.7 元，比上年减少 12.5 元，下降 13.7%，税费负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 3.2% 。由于税费负担下降，直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 0.5 个百分点。
然而，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的一项测算，如果将城镇居民享受的各项福利考虑进去，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大概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五分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当前农业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然而，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从国际经验看，轻纺工业高速发展时期是吸纳农村人口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当年，我国轻纺工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之时，政府却在“离土不离乡”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搞乡镇企业，错过了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机。由于农村始终保持了巨大的人口规模，使得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无法形成，最终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断层，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3、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低收入阶层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是促进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重点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由1998年的96亿元上升至2002年的1362亿元，年均增长了94.1%；我国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由1998年的184.1万人上升至2002年的2060万人，平均每年新增469万人。然而，由于我国社保体系建立时间较晚，历史上欠帐较多。到去年年底，全国也还只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黑龙江、重庆、贵州、海南等14个省区市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多数省区市的社保基金都还存在着资金缺口。与此同时，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现象明显，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失业和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也成为社保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障碍。
从目前的情况，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非常艰巨。统计表明，200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820万人。要让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相关的保障体系，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村扶贫担保基金和扶贫贴息基金等。
4、整顿市场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历史上，我国部分地区经济秩序较为混乱，假冒伪劣泛滥，坑蒙拐骗猖獗，商业欺诈横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抑制人们的消费意愿和企业的投资意愿。2001年4月开始，国务院先后统一部署了联合打假、整顿文化市场、严厉打击传销、整顿建筑市场、强化税收征管、集贸市场专项整治、加油站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8个专项斗争。2002年，中央又部署开展了整治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经营秩序、旅游市场打假打非等3个专项，并取得初步成效。2003年4月14日至15日，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2003年会议具体部署了当年六项工作重点。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市场秩序有所改善。
但是，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当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依然突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任务仍很艰巨。今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还需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指导思想，一边开展专项整治，一边根据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建章立制，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以往工作中出现的“反复抓，抓反复”等现象。
5、消费信贷政策作用明显
目前，城市居民消费已开始向住房、汽车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而这次消费升级与80年代的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升级相比，级差要大得多，因而积累期也要长得多，于是就出现了市场需求断层的现象。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发展消费信贷。
我国的消费信贷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在1997年，我国消费信贷总规模还不到200亿，到2001年年底则已达到6990亿元，增长了约40倍。至2003年一季度末,我国消费信贷余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8909亿元,个人汽车贷款余额为1350亿元,助学贷款余额为55.9亿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地推出个人消费贷款新品种，先后开办了个人质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个人小额短期信用贷款、助学贷款等多个业务品种，满足了客户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毫无疑问，消费信贷对促进汽车和房地产业市场的活跃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如此，如果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发现，我国消费信贷实际上仍然还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目前，西方国家消费信贷在整个信贷额度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20%～40%之间，个别甚至高达60%，而我国的比重大约只为10%。

不过，受一些因素影响，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酝酿着一些潜在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发展就过分地依赖了银行资金的支持。今后，我们在继续大力推进消费信贷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此加以适当防范。
从上述对各主要消费政策的评估结果看,
历史上的政策失误和不到位是消费低迷的重要成因。从目前情况看，在政策措施的持续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开始出现启动迹象，住房、汽车、旅游、通讯等相关的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之中，但消费要形成一个全国性高潮还有待时日。要看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城市家庭主要进入10000至100000元的购买阶段，而农村家庭则要进入1000至10000元的购买阶段。前者主要是从普通耐用消费品向住房、汽车和信息产品等大宗和高档耐用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文化娱乐等个人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档次提升，而后者则是从生活必需品向中低档耐用消费品的方向发展。从当前的情况看，城镇居民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新的消费升级准备阶段，还难以形成全局性的扩张。特别是随着消费升级层次的提升，大宗耐用消费品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购买力积累和消费等待的过程也就更长。如住房消费、私人汽车消费，都需要一定时间的收入积累。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需要一个相对较低的收入门槛。这就凸现了提高农民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当前在扩大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体制障碍
1、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的三大问题
（1）消费率偏低，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亟待增强。
据有关资料，与国外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偏低，“八五”、“九五”时期平均消费率分别为58.7%、59.4%，最近10年平均只有59%多一点，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已超过78%。尽管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也存在一些统计差异，但总的看，我国消费率还是偏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2）消费需求增势缓慢，与投资增长出现背离
回顾过去，在1998和1999两年，投资和消费增速尚且基本持平，直到2000年，当时的投资和消费增幅之差也只有0.5个百分点。此后，两者差距逐渐拉大，到2002年高达7.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处于12年来的最高点，而消费增长则为3年来的最低点。从支出法角度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靠投资“单轮驱动”了。
（3）在消费总量不足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存在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水平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越来越少的人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产，却没有多少消费欲望；另一方面是农村、西部地区和城乡低收入者状况始终没能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农村居民消费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长期以来保持下降趋势，“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时期分别为64%、58.7%、50.6%和47.8%。近年来，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2000年、2001年，农村人口分别为城镇人口的1.76倍和1.65倍，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则只分别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47.5%、32.8%。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不仅比较低，而且呈相对下降趋势。即使同为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差距也在扩大。
2、在扩大消费方面现存三大体制障碍
除了前面提到经济结构和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之外，影响当前我国消费增长的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障碍。
（1）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消费呈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
这些年来，尽管从增长速度看，我国的消费增长波动幅度不大。然而，从结构上看，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80年代由老三大件、新三大件带起的全社会性消费热潮相比，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消费热潮只有由少数人所推动。在这种格局下，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介入很少，而农民则几乎与之绝缘。
上述消费格局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导致贫富日趋分化严重：一些私营企业主一方面获得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却又不承担正常纳税义务，更不给员工交纳各种社会保险；一些上市公司老总在企业长期亏损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发高薪，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一些政府官员将权力与资本互连一体，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巨额收入；一些垄断型企业，利用自己在卖方市场中所处的有利地位，随意调价获取暴利…。与此同时，农民利益和城镇弱群体利益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他们利益受到无端侵害的事件却时有发生。有人因此戏称，当前的消费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尽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但受收入制约，却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短缺经济时期，国家为防止需求膨胀而出台的一些抑制消费的政策措施至今没有得到清理。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社会总供给长期小于总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消费需求尤其是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政策。现在，尽管消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商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消费的主体已经从集团转向了个人，但在各种因素尤其是有关部门利益的影响下，这些过时了的政策依然挥之不去。拿轿车来说，在短缺时代，轿车要花外汇进口，因而为控制集团购买，推出了占车价10％的车辆购置附加费和3％—8％的消费税。如今轿车产量飙升，个人购车又占轿车销售的半壁江山，这些老政策无疑在个人消费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门槛。再看住房，北京市房价平均每平方米高达6375元，这一“天价”直逼纽约、东京。其原因在于，房价构成中40%是政府的地价税费，而且是将70年地价一次性打入。其他的（如超计划用电增加收费、空调增容费等）直接限制个人消费需求的老政策也依然被保持下来。这一切对有关商品（尤其是商品房）的消费及其行业的健康发展都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3）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目前我国还存在部分行政垄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消费。
从成因上看，市场垄断分两种：一是竞争式垄断，二是行政式垄断。前者主要是依靠竞争实力在市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之后才形成垄断，在其形成过程中对消费的发展往往会起到较大推动作用。后者不是依靠市场竞争，而是依靠行政手段排斥其他行业进入者获得的垄断地位，不论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还是形成之后，给消费发展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性垄断，如电信业、自来水公司、热力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民用航空、铁路运输、公共交通等，这些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一不依靠技术创新，二不依靠资本投入。他们往往既是生产经营者，又是该行业的行业管理者，提供给市场的是恶劣的服务、过高的价格、低下的效率，给消费者带来的则是极大的伤害。比如，电信部门一直以3分钟作为市话计次收费单位，这与按秒收费相比，每年在全国用户头上多收了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面对社会各界对这种不合理收费的抨击，居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部门却可以始终按兵不动。

『柒』 结合实际谈谈我国目前正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含义和政策背景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