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政府对待投资担保

『叁』 为何严禁企业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国家发展改革委17日称，严禁企业以各种名义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其市场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承担偿债责任，切实做到“谁用谁借、谁借谁还、审慎决策、风险自担”。

通知指出，拟举借中长期外债企业要统筹考虑汇率、利率、币种及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等因素，有效防控外债风险。要规范信息披露，不得披露所在地区财政收支、政府债务数据等可能存在政府信用支持的信息，严禁与政府信用挂钩的误导性宣传。有关信用评级机构不得将企业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挂钩。

通知强调，发展改革部门要切实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财政部门对依法合规承接政府投资项目的企业，应当按规定和批准的预算及时拨付资金，不得拖欠。

内容来源：央广网

『肆』 那么多投资担保公司跑路抓了老板 钱没了该怎么吧国家政府会则样处理

还有个案例就是在乡政府对面，一个贫困县的穷乡群众被骗二千多万，骗子还在外面享受

『伍』 陕西省政府对非法集资案件怎样处理

陕西省政府出台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门意见
近期，一些地区和领域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其中，不少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的非法集资还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群体性事件。为进一步做好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昨日，省政府通过门户网站公布专门意见，对三大类非法集资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警醒人们加以识别。
犯罪分子往往签合同伪装“正常”
非法集资情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养老服务”等旗号进行，有的引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等新概念，“手段隐蔽，欺骗性很强”，意见总结出三大类显著特征：
一是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违规向社会（尤其是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如未经批准吸收社会资金；未经批准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
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有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种苗等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报；有的则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吸收资金，以承诺返租、回购、转让等方式给予回报。
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受害者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将建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
“对于具备以上特征的活动，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意见要求，各地要定期分析研判工作形势，由主要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通过建立健全防范、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及时的掌握行政区域内非法集资案件情况，协调处理非法集资案件在侦办管辖、资产查封、资产追缴、资金清退等问题。
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或管理机构
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健全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公开涉嫌非法集资举报电话、信箱、地址，认真做好来信、来访、来电的登记、梳理、通报、移送等工作。
对于非法集资高风险行业，登记机关要加大抽查力度，工商部门要加强对金融投资类广告的日常监督及手续审查，确保广告内容真实、准确、合法。其中，对以投资咨询、投资理财、贷款中介、资金周转、信用担保等名义发布涉及信用贷款、低息或无息贷款内容的广告资讯信息，以及以代客理财、委托理财名义发布涉及承诺保底、快速回报、无风险、高收益等内容的广告资讯信息，及时介入查处。（记者赵蕾 实习生魏媛）
来源： 陕西传媒网-三秦都市报 转自：新华网

『陆』 陕西九江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怎么样

简介：陕西九江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08月06日，主要经营范围为信用担保（融资性担保除外）等。
法定代表人：郝子伟
成立时间：2008-08-06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61000010012914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地址：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府东巷县政府家属楼4号楼一单元407室

『柒』 陕西省政府对现代农业都有啥扶持政策

“新土改”：意外的落差

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对地权改革的预期与实际结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实属意料之外

当第一次看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一位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三农”学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又看了一遍。

是的，会前乃至开会期间仍被媒体热议的“新土改”并未在公报中出现。甚至，公报中只有一处提及土地政策，还是强调“稳定”，其表述是“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也是决议起草人之一，在会议结束后表示，三中全会之后的全国土地政策将大致维持现有格局。他还指出，之前外界舆论对土地政策方面的突破“过于关注”。

确实，此前对土地产权改革或变通的土地产权改革就要破壳而出的舆论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一些反对人士甚至认为连表示反对也没用了。用京城一位著名的“三农”学者的话说，“木已成舟”。

“这真是一个大大的落差。”上述学者说。

他随即给朋友们发了封邮件，“又看了一下全会公报，中央在土地问题上还是慎重的。之前某些人试图通过大量的私有化发言来制造舆论，是不成功的。”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9月30日视察小岗村时的一番讲话，早已经为三中全会土地制度定了基调。

当时他说，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不少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多种形式流转”这句话中，感觉到了土地财产权乃至产权变动的迹象，并期待政策能在允许农地抵押、买卖和继承上有所突破，即进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这种解读成为言论热点。

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些老话。“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这句话在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就已经出现。当时后面还写了一句话，“任何时候不能动摇，必须长期稳定，并且不断地完善发展”。其中“不能动摇”和胡锦涛这次也是第一次提到的“永久不变”意思相当，都是强调稳定。至于鼓励土地流转，这个政策已经实行了15年了。

部分专家学者和媒体对地权改革的预期与实际结果有这么大的落差，实属意料之外。可见现在对于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如何推进，各方的分歧很大，博弈激烈。

土地改革亮点：打破政府征地垄断权

《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把征地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经国家批准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则可以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允许其使用权进入市场，价格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

尽管各方解决方案不同，但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近几年来，农民上访反映最多的就是因征地而导致的权益受损。

有消息称，国土资源部每年要处理十几万起土地上访事件。据农业部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郭书田的观察，这些上访事件中群体性事件大大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这也说明了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学者摆上桌面的是3种解决思路。一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二是集体所有，农民永佃；三是土地私有。

在郭书田看来，如果不改变政府在征地卖地中的权力格局，单靠改变土地所有权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中国目前的征地制度，赋予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垄断征地权力），同时又经营二级市场（把从农民手中低价征来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的权力，即所谓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而且这种权力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土地管理法实际上扩大了国家征地的范围，从宪法规定的公益性用地扩大到经营性用地）。

征地制度改革，恰恰是本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管理制度的着力点之一。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会前对媒体表示，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把征地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经国家批准的经营性建设项目，则可以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允许其使用权进入市场，价格由农民集体与用地者谈判。

后者，实际上是打破了政府的征地垄断权。用看得见的手推动城乡一体化

未来政府将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投入。这三个“大幅度增加”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自2003年以来，中国农村在取消农业税、对农民种粮进行财政补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带动下，取得了自包产到户之后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全面发展的最短板。而且，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去年，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同时，就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铺天盖地，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的时候，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却在日渐凋敝。

据中农办原主任段应碧的介绍，农业基础设施比如水利，许多地方还在吃“大跃进”时期的老本，不仅没有进步还在退步。整体而言，全国有57%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八万多座水库中现在还有两万七千多座水库处于年久失修状态，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改变。这与中央倡导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相差甚远。

而农村基础设施则更脆弱，欠账更多。段说，到现在为止，中国9亿农民中还有2.6亿人存在着饮水困难、饮用水不安全问题，还有740多万人口没用上电，9万来个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农村生态环境还处于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局面。

出现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歧视。多年以来，国民财政支出用于“三农”的支出绝对值在增加，但比例却在下降。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计算，中央“三农”支出从1996年的774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7亿元，但由于增长幅度赶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因此，中央“三农”支出在整个中央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96年的21.1%下降到2006年的16.6%。

此外，如果说中国是两个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话，那么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农村的三大市场要素（劳动力、资金和土地）对城市的补贴或倒贴之上。

农村2亿多青壮年农民在为城市奉献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却享受不到和市民同等的权利；收入较低的农民本来攒钱就不易，然而当他们省出来的钱存入银行的时候，这笔储蓄中每年有四五千亿倒流城市，而农民自己却很难贷到款，因此也失去了增收和发展的机会。

而19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农村最后一块肥肉就是土地。不可再生的、稀缺的土地即使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之下，仍然在快速流失：过去11年间减少了1.25亿亩，相当于少了一个农业大省的耕地。

“应当看到，中国农村、农业现在进入了一个需要大量花钱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把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这是要花钱的。二是要把传统的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这更是要花钱的。还是像过去那样蜻蜓点水地给它投入解决不了问题。”段应碧在一次研讨会上说。

而这也正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另一个着力点。会议在继十七大文件之后再次强调要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并在引导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农业上，大大加大了改革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在增加财政收入对农业的投入这块，“《决定》用了3个‘大幅度’，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三个大幅度分别是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项目的建设投入。一直到2020年，国家都会严格按照这个要求调整国民财政再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

此外，《决定》还明确指出，要综合采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定向实行税费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并且明确要求，所有金融机构都有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