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怎么样投资

㈠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低于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277美元，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其特征主要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
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
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
四是强化社会参与。
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㈡ “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破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已积累了较大的生产能力，制造业更是得到“世界工厂”的称号。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对中国来说，出现的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关联，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这必须由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保障。为此，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尽管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或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积累的生产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现已到了必须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如果今后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㈢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3)三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怎么样投资扩展阅读：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

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㈣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该国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用生产函数的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因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又分为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
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传统动力：首先，在资本方面，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撑了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其次，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一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抚养比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再次，中国经济在如下两个层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一，过去30年的每个十年间，中国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包括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国入世，这三次制度变革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谓的后发优势，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科学技术而实现本国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都呈现出衰竭之势。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担忧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从资本因素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经接近50%，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且中国目前很多制造业部门与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都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继续扩大投资的潜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从而难以继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从劳动力因素来看，计划生育的正面效应正让位于负面效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开始面临供给端约束；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其一，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重大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其二，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方面能够享受的后发优势已经相当有限，且发达国家已经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繁向中国发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日益衰竭之势，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还是试图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首先，从资本层面来看，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之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方面，中国还至少有两方面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通常低于民营企业。因此，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更进一步讲，考虑到目前很多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因此，提高中国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
其次，从劳动力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在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方面，中国政府应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以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中国教育体系，尤其是应该重视职业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系的发展。为了激励中国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另一方面应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并通过各种措施努力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政府至少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中国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中国政府应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率；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增强个人与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第三，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第四，中国政府应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㈤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能做什么

中等收入的陷阱并不是收入，而是看不到自己职业构造的缺陷，盲目乐观由此盲目消费，并将自己的未来套牢在贷款上。最现实的例子便是最近发生的中兴员工坠楼事件。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有危机感，看到职业工作的缺陷，不断学习，让自己可以随时转身。

㈥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难上加难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这个区间称为“陷阱”。其中拉美国家的情况最为突出，大多数国家长时间滞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个世纪，拉美大国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经过几年努力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东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后有“四小龙”，马来西亚本来比较有条件实现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挣扎，还有泰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发展速度就下来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训多
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主要是靠积极的升级政策和良好的体制。具体表现为采取积极的产业升级政策，大力推动技术和管理体系创新，以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不断改进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形成支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包容性机制等。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看，主要是没有形成推动改革创新的政策，经济缺乏改进升级的动力和支持；还有的是因为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缺乏活力；此外发展缺乏包容性，导致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训。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一般说经济增长需要从依靠劳动、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创新拉动转变，即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过程，也是实现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过程。根据研究，导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在依靠劳动、资本投入的阶段上。若从更宏阔视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不仅涉及经济且包括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综合进步，包括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生态环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圆中国梦
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此持乐观看法，但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要成功实现跨越，一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转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推动财政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简政放权以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和发展的积极性，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推进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金融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

㈦ 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近来反复提到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以后，人均收入达到或接近了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借鉴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如何跨过迈向发达国家必经的中等收入阶段，保持持续地发展。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指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后，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衰退，并长期难以摆脱困境，犹如掉进陷阱一般，不能自拔。
考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差别，可以给我们以借鉴意义：
共同点
1、底子薄，起点低。在二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后发优势下，经济迅速发展。
2、国家政治开明，愿意发展经济。这条排除了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尤其是受冷战影响受到限制的原共产主义阵营国家。
3、起步时间和发展速度相近，说明更多的影响因素是国际形势的推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经济膨胀。国际贸易是必备前提。
不同点
1、资源实力不同。失败者普遍资源丰富，以出口资源为主。失败者普遍资源匮乏，以加工、贸易为主。 这里就很有意思了，有资源的依赖资源，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即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没资源的被迫出卖劳动力，依靠的是体力和智力。
2、政治形势不同。失败者普遍政治比较动荡，并衍生出腐败，市场有效性降低。而成功者普遍政治稳定，比较容易有统一的决策，能够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里也有一个意外，政治稳定和是否民主政体不相关。相关的是为谁服务。失败者着眼于自身利益，成功者着眼于国家、人民利益，似乎文化传统的影响反倒更明显一点儿。
3、应对策略不同。进入陷阱前形势相当，进入陷阱后遇到的问题一样，但应对的策略不一样，失败者束手无策，成功者则积极转型，简单地讲，就是以提高生产效率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以把其它发展中国家为垫脚石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里，中国、东南亚充当了重要角色，正是对中国、东南亚的巨量投资和贸易中转，支撑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假设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公司的话，拼的就是技术、管理、成本、效率，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管理制度，就没有竞争效率，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出卖资源、出卖体力的达到中等收入以后，竞争力就会下降，而出卖智力的则会跨出陷阱，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中国情况分析
中国自2003年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商务成本也飞速增长，以一个公司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房地产价格暴涨，带来了租金等经营成本的总体上涨。
2、水电气、交通等基础价格的上涨推动成本普遍上涨。
3、教育、医疗、养老、房改等改革措施导致劳动力成本急速上涨，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成本却超过了中等收入水平国家。
4、资金成本上涨，原因在于低成本资金被低效率的国企垄断，市场利率远高于基准利率。
5、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导致汇率上涨，以致高估。
6、税率过高。
7、交易成本增加。中介机构过多，多头管理，庞大的行政机构对市场经济形成压制。
8、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缺乏创新意愿。
9、保守的教育制度，导致社会缺乏创新精神，缺少创新型人才。
10、官商一体体制导致行政垄断，降低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
11、社会信用不足，导致逆淘汰现象盛行，降低了竞争力。
12、对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耗费，给今后的发展增加了成本。
13、收入分配两级分化，有效需求不足。
这些因素的总体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具有强烈的加工经济的特点，而行政垄断保护落后，打击先进，导致竞争力下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成长期，有快速、高效的优点，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反转为缺点，产能过剩，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不足，且转型困难。在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低成本人力资源的替代压力下，加工经济走向末途，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循环趋向停滞。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找到了问题，未必能找到对策；找到了对策，又未必能够实行，深化改革的意义即在于此，希望能够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形成新的循环经济。
1、成本刚性，已经上涨的成本只求保持不变，不再形成新的压力。包括但不限于人力成本、房地产、水电油气、交通等。能降低更好，但不勉强降低。
2、降低交易成本。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减少行政干预，减税降费、鼓励自由市场经济，推广阳光行政。
3、提高基础利率，一方面增加老百姓收入，一方面增加低效国企的资金成本，挤出到市场中来，拉低市场利率。
4、一步到位降低汇率，体现真实竞争力。
5、改革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体制，降低劳动力成本。
5、比较有难度的有，改革教育体制，培养创新精神；落实法制；落实知识产权保护；行政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
虽然对策分为三类，但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一个都牵涉到其它的对策，没有全面的综合改革，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单独起作用。
或者，所有的对策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人的问题。换个角度来看：
1、为谁服务？中国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自然是为人民服务。
2、如何体现人民意志？各级人大，人大代表必须能够真正反映、落实人民意愿，由此必须落实民主选举，而不是上级指派。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
3、如何选择官员？公开竞选，公开考评，人大问责，人大任命。而不能党管干部，上级任命。
4、如何选择公务员？破除世袭制，打破垄断，强制人才流动，末位淘汰，公开招聘。
5、如何破除腐败？财产公开，民众监督，严刑峻法。
6、如何破除低效？因事设岗，因岗聘人，事过撤岗，岗位工资加年资津贴。效率高不高，用户说了算，只要民众有意见，立即换人，立竿见影。
万事万业，人是根本，只要建立了高效的用人机制，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反之，以人民为敌，以人民为博弈对象，以人民利益换取小集团利益，拔高自我，等于脱离群众，背叛人民，必然问题丛生，作茧自缚。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物资丰富风调雨顺的年代，改革可谓天赐良机，进则豁然开朗，中国从此步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退则画地为牢，封疆锁国，从此沉沦。

㈧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怎么办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我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尽管很多人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乐观看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面临的挑战还是很严峻的。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必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由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拉动，向依靠技术和创新拉动转变；二是必须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加快向绿色经济、节能经济结构转变；三是必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度。我们要抓住今后十几年的发展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力争尽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一步。

㈨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思考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

㈩ 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科技创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