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国际直接投资

㈠ 华为采用何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1、家大力扶持

华为成功离不开国家扶持。华为总裁任正非曾感慨地说过：“华为一诞生就在自家门口碰上了国际竞争，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要是没有国家的政策保护和扶持，华为是很容易被摧毁的。”

2、抓住机遇

华为成功是特殊历史机遇所造就。华为幸运遇上改革开放的大潮、遇上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任正非亦承认，华为过去的成功，机遇的成份更多。

3、科技领先

华为创业伊始，就以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力求领先于世界。立足于当代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的高新技术，大胆创新，取得一系列突破。

每年投入销售额百分之十的资金用于科研开发，装备大量精良的开发设备和测试仪器，并与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研究开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建立了长期广泛合作与交流，与国际上知名公司和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稳定的伙伴关系。

(1)华为国际直接投资扩展阅读

华为在海外市场做得比较出色的主要是欧洲市场和俄罗斯市场。华为在欧洲市场已做到第二名，不过市调机构Canalys的数据显示华为在欧洲市场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二季度、三季度在欧洲市场的出货量分别下滑了16％、0．9％。

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市场消费者对谷歌的应用是刚需，华为与谷歌的合作出现障碍营销了消费者购买华为手机的意愿。华为在俄罗斯市场曾做到第一名，不过今日韩媒报道指据市调机构的数据显示三星已重夺俄罗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名。

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受挫为三星提供了机会。三季度三星在欧洲市场的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26％，由于在欧洲、俄罗斯等市场取得出货量的反弹，最终该季度三星的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11％，这已是它连续两个季度取得同比增长，扭转了去年二季度以来出货量连续下滑的趋势，其手机出货量的反弹

㈡ 华为终止1亿澳元研发投资，这会对华为有影响吗

华为这一次对澳大利亚的撤资以及裁员对于华为来说的话影响是有，但是不是很大，对于华为来说的话，仅仅就是在资产上面的损失。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的话，不仅仅就是经济损失那么简单了，各方面的损失都是比较严重的。这也不能怪华为做的这么绝，而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一条狗，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咬着中国不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很仁慈了，没有跟澳大利亚去计较太多。

澳大利亚跟随美国的步伐只会一步一步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如今的澳大利亚现在将华为赶出了5G市场的建设，接下来势必会给自己添加更多的麻烦，没有华为协助，整个国家在5G建设上面的花费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而华为的损失只不过就是投资的钱而已，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㈢ 中国的企业供给好国内市场就好，为什么它们还要向华为、海尔等华企翘楚一样大力地对外直接投资

国内市场只是一个部分。国外的市场还是潜力非常巨大的。大力地对外进行投资就是为了扩大对外市场，占据国际市场份额。从而提高自己的收益。

㈣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欧洲的投入

三个国家三个故事，三个市场三级台阶

冀勇庆
“您是从华为来的？能否帮我介绍一下这家公司？”一位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一丝不苟的英国看门老人急切地问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中国企业，如今它却要租下我们整整一栋楼！”

这是伦敦西南50英里之外的Basingstoke小镇。不远处一栋“凹”型的三层楼房张开了它的两翼，像是在欢迎宾客的到访。不过，从一年前建成到现在，这栋楼一直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华为租下了这栋6800平方米的大楼的一半面积，而且现在还准备拿下剩下的另一半。

几个月之后，华为在英国的大部分员工将会搬过来，这也将结束华为欧洲总部、欧洲技术支援和培训中心以及英国分公司虽然都在Basingstoke，但是却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寄居一隅的历史。毕竟在年底之前，单是华为英国分公司的员工数量就将达到400人。一个更加正式、更加具有规模的根据地在经历了5年的奋战之后，终于应运而生。

华为英国队伍中唯一不准备搬过来的人马，此时正在伦敦东北方向的伊普斯维奇。他们正在和英国电信（BT）的技术人员进行紧张的联合实验，以便早日推出 “21世纪网络”。全球第九大电信运营商BT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将会把公司所有的传统电信网全部转移到IP平台上。这是一个为期5年、总投资额高达 100亿英镑的大项目！今年4月，华为成为BT选定的八家优先供应商之一，这很可能意味着华为未来5年在欧洲可以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华为在英国电信的“21世纪网络”项目中跨出的一大步，让很多欧洲的分析家们刮目相看。因为，被英国电信这样的大运营商所接受，标志着华为5年征战欧洲的阶段性胜利。

“我们必须看到华为已经具备了进入全球一流市场的能力。”一家国际著名的电信分析机构这样评论道，“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应该是：他们已经来了，他们会征服吗？”

从2000年进入欧洲到现在，华为在欧洲已经建立了26家子公司或者代表处，拥有超过1300名员工。近几年，欧洲区的业绩年年翻番：去年实现了2亿美元的销售额，今年的增长则更为迅猛，预计全年将能够完成6亿美元。

与今年华为预计40亿美元的全球海外销售额相比，目前欧洲区所占的份额还很小。但是，欧洲市场的意义却永远无法被忽视。这是一个真正的主流市场，也是一个无比富饶的“产粮区”。这也是华为要走向世界级企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

法国登陆

在风景宜人的巴黎郊区Boulogne Billancourt，有两栋醒目的全玻璃幕墙高楼。走进大楼里，一件两米多高的巨大蓝条相间的球衣从二楼一直悬挂到前台的上方，那是著名的马赛奥林匹克足球队的队服，而球衣上面主赞助商NEUF字样异常显眼。

这里就是法国电信运营商NEUF的总部。在办公大厦的顶层，CEO米歇尔·保兰（Michel Paulin）惬意地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愉快地回忆着与华为几年前开始的故事。

2001年2月，当时的LDCOM，也就是现在的NEUF正准备在法国全境建设一个骨干光传输网络。成立不过3年的LDCOM一开始只面向电信运营商做光纤的基础网络批发业务，但是现在他们决心去直接面向企业和个人用户。

LDCOM的决策与当时的欧洲正处在电信改革的动荡时期直接相关。1996年，美国颁布了《电信改革法案》，首先放开了电信运营市场。随后几年，欧洲各国也纷纷放开了本国的电信市场。同时，随着IP等新技术的冲击，一些老牌的电信运营商由于负担较重，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纷纷陷入了困境。

相反，一些新成立的、规模较小的中小型运营商却没有什么负担，他们能够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对一些细分市场客户的反应也更为灵敏，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脱颖而出。NEUF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它制定的产品计划就是：用户每个月只需支付30欧元，就可以享受160个数字频道的电视节目、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传统的电话语音服务“三位一体”的超值享受。

为了建设这个全新的传输网络，NEUF已经圈定了一个供应商名单。“老实说，开始其中并没有华为。” 米歇尔·保兰说道，“但是，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一家与NEUF颇有渊源的法国本地的代理商打来电话，希望能够让华为参与竞争。

“一开始我们对华为并没有把握。只是由于这家代理商的竭力推荐，我们才同意让这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公司试一试。”当然，华为开出的条件也颇具诱惑—— 华为将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为NEUF建设最初的里昂等两个城市的网络并负责运营3个月，然后再交给NEUF进行评估。

不到3个月的时间，华为建成了两个城市的网络，这样的速度很对NEUF的胃口，而评估的结果也非常令人满意。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华为赢得了NEUF在整个法国的光网络传输合同。

“这为我们节约了至少10%的投资。”米歇尔·保兰评论道，“而且我们获得了想要的速度。要知道，几年前所有的市场都是法国电信的，而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它最大的竞争对手。为什么？无非是我们动作更快一些，更冒险一些；当然，我们的价格也比法国电信便宜一些。”米歇尔·保兰幽默地挤了一下眼睛，“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国的设备。”

NEUF不需要BT那样的21世纪网络，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家新型的运营商，所有的设备和系统都是基于IP的。所以，他们对华为的产品认证也不需要那么繁琐，一般ADSL接入设备的认证只需要4～5个月的时间，数据通信产品两三个月就行了。这是双方一拍即合、没费什么周折就走到了一起的主要原因。现在，华为已经和阿尔卡特、思科等公司一道进入NEUF的六大供应商之列，并且牢牢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这其实也是华为在欧洲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订单。虽然在此之前，华为的光网络产品已经进入德国市场，但是华为始终没有在德国实现大的突破。

“法国人就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也好美食，也特别讲朋友关系。”华为法国公司总经理温群认为法国人确实比较特别。虽然当初的单子并不是自己打下来的，但是作为接任者的他同样在下班之后仍然和客户打成一片，而这在欧洲其他的很多国家却并不一定需要。可以说，无意之间，华为在欧洲选择了一个和中国最为相近的市场。

突破NEUF的过程中，那个“打电话”的代理商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年刚进入西欧市场的华为根本没有能力直接接触到哪怕是较小的电信运营商，“自己去谈几次也不见得能见到人家的高层主管。”一位华为的老员工回忆道。“所以，我们开始想办法发挥当地代理商的作用。”

华为利用代理商是从与阿尔斯通的合作开始的。这家法国的系统集成商经常会承揽一些电信的集成项目。作为总包，它也需要寻找一些性价比较高的设备商进行合作。华为当时恰好找到了一家很有影响力的代理商，通过它接触上了阿尔斯通。而那时候阿尔斯通正好接了一个非电信核心业务的城域网项目，不过这个项目不是在法国而是在东欧的捷克。

正苦于找不到价格较合适的设备商的阿尔斯通，抱着试试的想法和华为开展了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的结果非常圆满，从此以后华为在法国开始有了一些小名气。然后，同样也是通过代理商，华为找到了当时规模尚小的LDCOM，做成了第一笔大生意。

会猎荷兰

去年12月8日的荷兰海牙，当华为总裁任正非和荷兰Telfort公司CEO Ton aan de Stegge共同签署超过2亿欧元的WCDMA合同的时候，华为荷兰公司总经理陈海军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而高兴的不仅仅是他，在随后两天，任正非请所有在荷兰的华为员工吃中餐，平时滴酒不沾的他这次却破例了。

而与此同时，Telfort的2G设备商爱立信却紧急约见Telfort公司CEO、CFO等高管人员并提出强烈的质询。要知道，Telfort的CEO Stegge以前还是爱立信出来的。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时候Telfort的高管人员却突然强硬了起来，反唇相讥爱立信为什么以前对Telfort这个相对较小的运营商不重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亲身经历了“荷兰战役”的陈海军可能也是华为欧洲26家分支机构的“一把手”中唯一持外籍护照的华人。去年6月，陈海军通过荷兰邮政电信部门的熟人第一次与Telfort接触上。当时，华为在荷兰连办事处还没有成立。通过交流，他发现2000年7月就拿到3G牌照的Telfort却迟迟没有开展3G服务，不禁大喜。于是，一个月之后，华为的技术人员就上门和Telfort进行了第一次3G业务的交流。随后两个月的时间，华为与Telfort共同制定了3G 的商业计划；到了第四个月，华为已经正式向Telfort提交了一套为其量身定做的分布式基站方案。

快马加鞭、全力以赴地打一场“会战”是华为的特长。通过与Telfort的多次交流，华为人很快找到了Telfort迟迟不上3G的症结所在。

荷兰是西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移动业务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个只有16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5家移动运营商在竞争，而其他4家公司沃达丰、Orange （法国电信下属公司）、T－Mobile（德国电信下属公司）、KPN（荷兰第一大电信公司）均为世界级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研发中心从技术和商业的各个角度研究如何提供3G服务。而且，沃达丰和KPN已经开通了基于R99版本的3G服务。

Telfort担心自己没有雄厚的研发支持，无法开展有针对性的3G应用。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荷兰是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非常注重环保。要安装新的基站和射频设备必须经过所在建筑物业主的同意，需要支付的费用甚至比设备本身的价值都要高很多。

针对Telfort的顾虑，华为开始对症下药。首先，华为和Telfort合作成立了一个移动创新中心，专门研究在荷兰市场适合推出哪些移动服务项目。其次，华为在原来就有的小基站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布式基站的解决方案。华为将基站分为BBU（基带处理单元）和RRU（远端射频单元）两个分离的部分。让两个部分可以直接安装到运营商原来的机柜当中或者安装到靠近天线的抱杆或者墙面上。这样，Telefort有90%以上的站点都可以利用原有的站点，总体拥有成本（TCO）比常规的方案节省了三分之一。

“我们就是看中了华为的这两点。”Telfort公司CTO Van de Wiel对华为的解决方案非常满意。当然，在接受华为的方案之前，他说自己还是去华为深圳总部以及华为在阿联酋的3G项目考察过，并对华为有了很好的印象。

全力以赴的华为最终在去年年底拿下了这个项目。“大家都以为华为在这个项目上是靠低价取胜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关键是看中了华为对合同执行的承诺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至于价格，我可以实话实说，华为其实不是最低的。”Wiel透露。

这个项目最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商用HSDPA项目。今年6月，华为和Telfort完成了首次HSDPA的商用演示。这次演示采用了内置高通芯片的华为 HSDPA商用数据卡。通过笔记本电脑点播高清晰度的视频节目，下载速率高达1.4Mbps。与采用UMTS技术下载的节目的画质相比，就好比是DVD和 VCD相比。如今，双方正在密切合作，争取在今年第四季度在荷兰部分地区提供HSDPA商用服务。“到时候我儿子就可以用它来和全世界的玩家一起玩多媒体游戏了。”Wiel笑着说道。

如今，华为的各种设备已经陆续抵达华为荷兰公司。华为荷兰公司的办公楼就在著名的欧洲足球豪门阿贾克斯队的主场阿雷纳（Arena）球场旁边，这里也是全球高科技企业聚集之地，旁边的一栋高楼就是Telfort公司总部所在地。当一个接一个的集装箱堆满了华为楼下广场的时候，旁边的Telfort公司的员工也被震惊了，纷纷跑过来重新打量华为的设备，这让荷兰的华为员工心里感到非常自豪。

更大的机会也正在向华为招手。今年6月29日，荷兰电信运营商的老大KPN宣布支付11.2亿欧元收购Telfort，这已经引起了KPN的主要供应商爱立信的忧虑。因为此前KPN的3G网络是爱立信负责建设的，整个技术架构是基于已经显得过时的R99版本。Gartner的分析师Jason Chapman认为，如果此次收购成功，将使得华为有机会向KPN推销自己的全线产品。

实际上在此之前，华为已经赢得了KPN的一个大单。6月7日，华为与KPN签定合同，成为KPN荷兰全国骨干传输网的唯一供应商，这个项目包括骨干网和接入网，范围覆盖荷兰全国各大城市。因为这次成功，陈海军们也着实高兴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击败的是阿尔卡特和朗讯这两家在光传输领域世界领先的公司。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只是进入供应商行列，具体能拿多少份额并没有在意。”陈海军说道，“当听说三家之中只有一家胜利者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些担心。”而这个时候，华为良好的供应链管理水平和“快速调集资源进行会战”的能力起了作用。当KPN同时给三家发出要求，让三家把设备运到KPN的实验室进行测试之后，华为的设备从中国运到荷兰海牙，竟然比欧洲大陆的阿尔卡特的设备还先到。最后，华为如愿以偿地独享了这份大餐。

“在荷兰，我们和移动的老大（爱立信）以及固网的老大（阿尔卡特）都干过，结果都赢了。”一位华为员工自豪地说道。

血战英伦

英国Basingstoke小镇，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天刚刚亮，崔俊海就被两岁的宝贝女儿吵醒了，他看了看闹钟，该是上班的时间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夫人和女儿来到了英国。“我想先让他们在这里呆半年然后回国内过春节。明年再过来，这时孩子就到了在这里上幼儿园的年纪了。”

崔俊海是华为欧洲投标部的主管。1998年就加入华为的崔俊海第二年就进入了国际投标部。几年来在全球各地一共投了多少个标，连他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BT这个标今后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他这样说道。

去年6月，BT的“21世纪网络”第一次发标。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有数百家大大小小的供应商参加了投标，那场景如同一场盛会。作为上任后的第一个项目，崔俊海最近一年与BT没少打交道，光是报价就来来回回了五六轮。

去年在做BT投标的时候崔俊海所在的团队曾经开过一次会，大家边吃边聊、互相鼓劲。当时他说了一句“我真的是屡败屡战”：几年前他也曾在荷兰等欧洲发达国家投过标，结果却不如人意，凡是千万美元级别的大单子基本上是胜少负多。

“我们当时的实力还不行，公司的品牌、团队、供应链、客户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单单上过几次门、交过几次材料、做过几次演示，这还远远不够。大的运营商会看你的综合能力。”而如今的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品尝到成功的喜悦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每投五六个标就能中一个。而且，我们还在进步。什么时候三个能够中一个，就称得上一流的设备供应商了。”

要成为一流的设备商，就要拿下一流的运营商，也就是崔俊海时常在嘴里念叨的“大T”。在全球电信运营商中排名第九的BT就是名副其实的“大T”，而要拿到它的入场券绝非易事，即使是很多全球顶级的设备商也会由于达不到其要求而被罚得很惨。

“我们希望通过BT这个项目，将我们苦练了多年的内功在欧洲、在‘大T’身上落地。”华为英国公司总经理陈朝晖的另一个身份是华为“BT全球系统部”也就是BT项目的牵头人。“我们要进得来、站得稳、长得大。”

华为要成为BT的供应商，必须通过BT的供应商认证，而此认证耗时巨大并且覆盖多达12个方面的内容。华为为此成立了由董事长孙亚芳为总指挥，常务副总裁费敏总负责的BT认证筹备工作小组，成员涵盖销售、市场、供应链、人力资源、财务等诸多部门。

由于早在1998年，华为就已经引进了IBM的IPD（集成产品开发）项目，又在2000年引入了IBM的ISC（集成供应链）项目，公司从上到下已经经历了IBM咨询顾问挑剔的眼光，因此还是很自信能够满足BT的要求。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华为在法国和荷兰的机动灵活和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等心得在BT面前并没有势如破竹。2003年11月，BT的采购认证团来到了华为，对华为进行了为期4天的“严格体检”。在国际一流水准的专家面前，华为的很多漏洞还是暴露了出来。当BT的专家问到：“在座的哪位能告诉我，从端到端全流程的角度看，影响华为高质量将产品和服务交付给客户的排在最前面的5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场的华为的所有专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上来！

而BT的专家在考察华为的ISC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华为如何保证产品的及时交付？”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产品出货率指标进行考核。”专家很不客气地指出，对于客户来说，我们并不关心你的及时出货率，而是更为关心你的及时到货率。专家进一步指出：华为还没有针对BT明确的商业计划；除了市场人员之外，其他部门的员工并不知道BT对供应商的基本要求，也就不可能为BT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服务。

一些小的插曲更是让华为感到尴尬。就在BT专家的眼皮子底下，华为一位“勇敢”的开发人员在生产现场没有采用任何的静电防护措施，就从正在调试的机架上硬生生地拨出一块电路板，揣在腋下扬长而去……华为武装到牙齿、高度自动化的厂房中偏偏却有一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水迹……

经过4天的考察，BT的专家分十几个单元给华为打了分，每一个单元的满分是7分。除了在基础设施上得到了6分的高分之外，华为的其他硬件指标也得到了较高的分数，但是在像业务的整体交付能力等软性指标上却得到了较低的分数。在离开华为之前，BT的专家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希望华为能成为进步最快的公司。”

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华为在BT指出的问题上进行了“急行军”，把“让硬件的国际化变成整体能力的国际化”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华为开始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为了满足国际“大T”的要求，专门组建了大客户服务部，成立专门的团队为每位“大T”提供端到端的服务。这种服务设置是贴身的。例如，BT项目的牵头人就是英国公司总经理陈朝晖；同样的，法国电信和KPN的牵头人也分别是法国和荷兰公司总经理温群和陈海军。在每个公司，也专门抽调一部分人员来照顾这些“大T”。

为了进入BT的Short List（短名单），华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花费了数以亿元计的资金。“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BT。”一位华为高层说道，“而是为了真正接近世界级电信设备商的管理水平。今后都是硬碰硬的较量，取巧不得。所以华为被认证的过程其实比认证的最终结果对我们更有意义。”

在随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又经过了多次的磨合和交流，华为终于在今年4月拿到了BT交来的“金钥匙”，正式入选“21世纪网络”的优先供应商名单。

进入BT的短名单带来的不仅仅是未来在BT身上的收益，很多连带的效益在华为拿到“豪门俱乐部”入场券的时候就已经产生。比如，虽然与BT进行紧张的商务谈判，但是陈朝晖已经不是很担心华为的份额了。“我们和BT的另外7家供应商现在更多的其实是竞合的关系，大家必须一起努力才能完成BT这个项目。”其实一些业内大佬已经开始对华为另眼相看，甚至愿意与华为合作竞标。例如，华为在法国的一个大项目就是和思科、北电联合在一起投标的。

从最像中国的法国依靠代理商和新兴运营商登陆，到在欧洲最开放的国家荷兰战胜行业老大，再到今天在最保守的老牌西方国家英国获得认可，在经过了5年的摸爬滚打之后，华为终于可以说在欧洲站住了脚跟。■

㈤ 企业政府层面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年慢行之后，即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纷纷缩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一枝独秀，逆势增长。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7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实践证明，“走出去”战略确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

(一)投资高速增长，国际拓展迅速，但规模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差距明显

自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跳跃式增长，特别是在2005年和2008年，相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122%和110%。 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到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仍保持12.2%的年平均增长率。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所有国家(地区)总数的76.8%。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居全球第13位。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然，这与我们起步较晚有关，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仍然不够。

(二) 对外投资行业分布继续多元，传统行业投资仍占据主导，非传统行业投资正在加大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几乎涉足了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的投资(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累计投资(存量)达到4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这些传统行业构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也发展不均衡，投资差距较大。至于其它行业，如文化体育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等虽然有所覆盖，但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大多所占比例不足1%。

纵观近几年国家发布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行业分布比率大致相同，说明传统行业的地位短时间难以撼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2009年的19.7亿美元(存量)增长到2011年的95.5亿美元(存量)，两年翻了近五倍，所占比例也由0.8%上升到2.2%，表明非传统行业也逐渐被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青睐。

(三) 对外投资存量遍布全球七成以上的国家(地区)，其中七成分布在亚洲地区，但呈多元化趋势

至2012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6.8%，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成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地区。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几乎所有中国涉外企业都在亚洲有投资。特别是香港一地，截至2011年，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的61.6%，排在第一位。从存量分布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地区差异显著，分布聚集度较高。

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已经从2009年的71.4%减少到了2011年的60.9%；相反，对欧洲的投资(流量)却由5.9%上升到2011年的11.1%；对非洲、拉美投资也有明显提升。中国在2012年对美国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美国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两个长年雄居第二和第三位的中国传统投资地区的金额仅30.67亿美元，较上年的111.45亿美元下降72.5%。从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由传统投资地区向其他地区发展，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四) 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但民营、私营企业等中小企业异军突起

2011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2.7%，有限责任公司占24.9%，股份有限公司占7.6%，私营企业占1.7%。2011年，国有企业虽仍占投资总额(流量)的55.1%。但是在两年前的2009年国企占对外投资(流量)高达67.6%，显然，国企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在所有境外投资者中，就企业数量而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也是连年降低，到2011年末，只占中国13500家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11.1%，而且这一比率还在缩小。

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在2011年末已经达到占8.3%，发展迅猛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制所有制企业。不仅在企业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在2011年末占60.4%，比2003年的22.0%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在投资存量上也达到了24.9%。这充分显示出我国更多的民间资本正在走向国际市场。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对外跨国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矿业行业

2008-2009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涉及金额高达571.3亿美元。其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8.6%；目标为矿产行业的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中国海外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海外投资并购获得能源资源补给，确实缓解了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依靠大规模并购而便利获得的资源能源，会弱化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有利。

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跨国并购集中于资源能源行业，而资源能源行业资金密集度高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海外收购将会以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为主，这也增加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外部阻力和风险。但从目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来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领域，这也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摩擦不会短时间内消除，中国海外并购风险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长期的海外投资利益更是遥不可及。

(二) 对外跨国投资方式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

由于受到亚洲和非洲一些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的制约，我国企业大都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的方式，因为绿地投资建设周期长、速度慢，对跨国公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经验等有较高要求，并且在建设完成后，自身还面对开拓市场、经营管理和与东道国的法律、惯例结合的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往往国内政局不稳、法律体系不健全，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在长周期中创建企业和经营企业的风险。例如，利比亚危机导致中国75家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中断，涉及金额188亿美元的损失。

对于市场、技术相对成熟的欧洲、北美、大洋洲，我国企业一般借助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技术、或者控制的油田矿产等，大多采取跨国并购。但由于我国具备并购实力的一般都是央企和国企，而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本来都心存芥蒂，加之我国国企往往财大气粗，在投资方式选择和企业整合上也容易激起东道国的民族心理，一但并购细节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以中铝对澳大利亚力拓的并购为例，中铝在取得国内四家银行210亿美元的贷款后，斥资195亿美元对力拓实施跨国并购，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并购失败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三)中国海外投资面临外部阻力增大

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虽然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和英国公司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阻力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一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政治阻力，主要表现在对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如电信、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和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都是遭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破产。二是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中国对海外能源和矿产领域进行并购中，如2009年中石油收购加拿大卡尔加里的能源公司Verenex未获利比亚政府批准；中国铝业增股力拓计划未果；中色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股权未获批。三是国外竞争对手的狙击，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或者寻求先进设备和技术方面，例如北汽集团在2009年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意在借助德国汽车的整车和发动机技术来实现自身品牌价值的提升，但由于欧宝最大股东通用担心北汽在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与自己的在华展开竞争，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交易最终失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所谓“树大招风”，这些阻力往往有增无减，并且交叉重合，这增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困难。

三、应对策略

(一)对外投资企业要以明确的战略为前提，同时要把握时机

对外投资要把握时机。时机主要指投资对象国的经济市场形势和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前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要么价格太高，要么就是受到政治等外部阻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迎来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期，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海外资产价格低；第二是外部障碍小。因此，时机往往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这起公认的“蛇吞象”行为，是中国并购难度最大的案例，也主要得益于吉利对于时机的把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沃尔沃轿车在其重要市场之一的美国销量骤降51%。严酷的市场和经营形势使福特急于放低身价出售沃尔沃。2010年吉利最终以18亿美元成功收购沃尔沃100%股权，实现了自己对于技术、品牌、海外市场的诉求。相反，2009年中铝增资力拓受挫除了前面讨论的投资方式选择不当，遭遇外部阻力外，也有时机选择不当。

当然，并不是时机有利，所有的企业就要“一窝蜂”地去海外投资。企业“走出去”还是应以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为前提，避免“抄底”和“投机”心态，同时也要对并购或者合资之后的整合难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另一起“蛇吞象”的案例为例，2002年9月，TCL并购德国施奈德彩电；2004年1月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2004年4月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然而，2005年TCL开始亏损；2006年TCL宣布终止欧洲业务。因此，企业海外投资一定要以自身实力和清晰的海外发展战略为前提，把握机会，才能取得成功。

(二)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上实现多元化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上缺乏经验，导致风险增大。在投资方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日本为例，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开放和发达国家投资方式的多元，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对发展中国家采用独资、合资、合作、非股权的技术转让、委托加工等多种形式并存，以新建和购并相结合的方式进入市场；对发达国家投资多采用多种增持股权形式，市场进入以购并、合资为主。

中国企业现在对外投资方式与日本80年代以前相似，投资方式比较单一。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单一的投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需要灵活多样。特别是对于敏感领域的投资，一定要考虑到可能面对的外部阻力，变换投资方式。2010年，中海油和道达尔在竞标英国Tullow石油公司时原本是竞争对手，但中海油最终选择了与道达尔、Tullow石油公司三方合作，共同拥有股权合资经营，也借此锁定交易的成功率。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一定要权衡利弊，灵活多样。
(三) 避免盲目追求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额越大，容易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加上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往往规模越大的直接投资项目受阻的概率也越高。例如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中海油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中铝与力拓195亿美元大交易等等，都因为投资额过大增加了外部阻力，降低了成功率。

而中小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加灵活、规模较小，获得的关注度相对较小，并且能够迅速将技术和机遇转化为效益。据调查，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对GDP的贡献值也高达60%，我国专利的65%是由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是我国“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的必然趋势。但是所谓的“放胆”并不是盲目的“走出去”。企业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因此企业走出去前一定要练好“内功”。

(四) 遇到对外投资阻力时要寻求更多的合作方式和公关方式

外部阻力归根到底来自于政府和竞争对手。企业如能加强与政府机构、国会议员、工会、媒体的沟通联系，开展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多渠道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会大幅度上升。以华为为例，华为先后与西门子、英飞凌(Infineon)、德州仪器(TexasInstruments)、摩托罗拉(Motorola)、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升阳微电脑(SunMicrosystems)、3Com、NEC、松下、TI、英特尔、朗讯、SUN、IBM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和市场合作，并且与3Com成立华三；与西门子成立了鼎桥科技公司；与松下、NEC成立了上海宇梦通信科技公司；与赛门铁克成立“华赛”；与海底光缆工程系统公司成立 “华海通”等等。这些公司中不乏华为的竞争对手，但正是这些合作让华为的对外投资取得巨大成功。

另外，企业在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阻力时，也要坚持其发展目标，从容应对。比如，在华为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美国政府成为华为对美投资的最大阻力。但是，华为并没有退却。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六个月，华为在美国游说费用达到82万美元，2011年同期仅为20万美元，主要用于对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游说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对抹黑华为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华为高层亲自出马，在深圳、香港和华盛顿与委员会成员面谈，还主动披露了持股员工、董事会成员和资金来源等信息，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研发、培训和生产中心。可以说，华为在面对投资外部阻力时，采取合作和公关的方式来规避投资风险，化解外部阻力，是其对外投资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㈥ 华为在美国是直接投资吗

有关联企业，实际是华为控股的一个企业，目的是规避美国政府的限制。
但还是被狡猾的美国人打探出来了。

㈦ 华为公司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对外直接投资吗

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很多国家设有研发基地还有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