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投资率

⑴ 投资率的合理的投资率的确定

1.合理的投资率应与我国的国力相适应。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由温饱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人民对消费有了更高的需求，对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扩大投资、增加投资品和新型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交通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投资规模，即必须保证一定的投资率。
2.合理的投资率要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适应。
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合理的投资率必须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在现代经济中，投资是促进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由于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因此，要有计划地加速经济发展速度或要达到某一经济发展目标时，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资率。
3.投资率与消费率要保持产业投资的协调，不可相互占用。
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存在着此多彼少的关系。积累本质上是为了扩大未来的消费。但积累比重过大，必然损害现期消费，从而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在发展中国家，适度抑制消费扩张，提倡节俭和扩大积累，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一个限度，不能走极端。若投资率过高，势必影响消费，这已被我国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若投资率过低，又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投资率与消费率要保持协调。
4.合理的投资率要有利于保持较低的失业率。
当前我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要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充分就业，合理的投资率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构，从而降低失业率。
5.合理的投资率不应引起经济过热，以避免通货膨胀。

⑵ 诚求有关“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率”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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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中国的投资率处于什么状态

高峰状态，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企业，一大把的收购，创业，上市，IPO.....

⑷ 投资率问题

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 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9-10期
1
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姚枝仲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者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投资膨胀一直被认为是计划经济
体制以及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伴生物,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总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的体制性根
源.但是,改革至今天,由预算软约束造成投资冲动的体制基础已经基本被削弱,那么,是
什么原因促成了近几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投资高增长呢,而且,历经几年的投资
加速增长,似乎到2003年才感觉到经济存在局部过热,而不是普遍过热.这种只有投资增
长而没有消费增长的情况是否很快将带来生产过剩,从而自动平衡经济增长呢,还是将带来
新一轮的经济普遍过热 这种现象是普通的投资周期波动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呢,还是另外
有其原因 所有这些,都是摆在当前宏观经济分析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城市化
的角度来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特殊现象.
一,中国的高投资率之谜
理论和经验均认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从1979年
至2003年期间,投资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远远大于消费增长率的波动幅度.然而,更为重要
的是,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个别年份之外,投资实际增长率都要大于消费和
GDP的实际增长率.这种现象在2001年以来更为严重,到2003年投资实际增长率达到
26.7%,而GDP的实际增长率仅为9.1%.2004年1季度的投资实际增长率更是达到了37.5%.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近年来具有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率呢
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投资的加速增长无非源于三大因素:一是预期回报的升高,如技术
革命或技术进步导致的投资扩张;二是投资成本的降低,如融资成本降低,免税等优惠政策
出台;三是体制变动导致的投资变动,如放松投资管制等.
然而,近三年来,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动.第一,如果是技术进步导
致的投资增长,则由于投资的效率提高,单位投资的产出应该增长更多,从而将导致产出比
投资增长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产出增长慢于投资增长.第二,2002年以前虽然有几
次降息,但是在中国,投资的利率弹性不大,而且近三年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在加强风险管理,
融资便利性没有增强,融资成本也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近三年也没有免税政策出台.第
中国的高投资率问题 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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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中国投资平均利润率最高的人是

过了你要自己去探路，不然不清楚的0379

⑹ 2008 年~2010年中国投资率、消费率分别是多少

我看到的资料，投资率：09年是47.5%,10年是48.6%。
消费率：09年是48.6%,10年是47.4%。

⑺ 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可以难倒所有研究中国企业的专家学者即使在企业家当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们自己的企业，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曾经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投资公司负责投资中国的企业，令他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根据中国企业的数据来估算资本的回报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资本回报率，而在印度，资本回报率则受到相当的重视。 我有许多海外朋友，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中国经济如此繁荣昌盛，都希望能够参与中国的淘金热，但从心底里对投资中国的企业没有信心，主要就是担心资本的回报率可能太低及没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当世界银行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此处净资产为总资产减去非股东所属总负债，也可称作股东资本，英文为equity或equitycapital)从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7.4％上升到16％，而且中国企业拥有大量的现金收入时，许多长年从事中国企业投资的业界精英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气愤。如果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如此之高，为什么他们作为投资者居然感觉不到？在这些投资者看来，世界银行的报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定是大错特错！ 在这些投资者当中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他曾经是美国顶尖商学院的教授，目前则是著名的美国新桥投资的合伙人，他就是单伟建博士。单先生在《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华尔街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海内外媒体连续撰文反驳世界银行的报告，而世界银行的学者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给出回应，一些著名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南方周末》编辑希望我对这场论战作些评论，帮助读者理解分歧的原因及其政策意义，这又再次让我为难，因为论战的双方都是我的朋友。 理论上，资本回报率十分简单清楚，就是利润与资本之比。可实际上，利润与资本在中国企业现有的会计、税收及所有制环境下都不容易测量。 首先，资本是什么？是注册资本、固定资产、股本、总资产，还是总资产减去欠股东之外的所有负债、净资产？如果是股本或净资产，应该按市场价算还是按账面价算？ 利润又是什么？是不是企业会计报表中报告的利润？企业会不会为了少缴税而隐藏利润？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会计制度及税率并不相同，他们的利润计算方法也就不一定相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还没有上市，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的资本与利润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中国企业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在改革中也不断发生变化。 可见，要计算及比较中国企业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变化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国企业的股东极其不利，错综复杂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内部人控制的机制，使得外面的股东根本就不知道资本的回报率是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东至今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分红的权利，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分红。 在这种背景下，单伟建先生根据他的观察、经验与对数据的推算，断定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远比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要低时，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可以清爽地驳倒他的论点，因为单伟建先生心目中与西方国际市场惯例一致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法可靠地算出来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企业在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制度实施方面的缺陷导致投资者的实际真实资本回报率往往远低于潜在的或隐藏的资本回报率。单伟建先生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由于在制度基础设施方面的低效率而导致的对投资者而言资本的低回报、低效率。 可惜，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投资者，他们考虑的是整体宏观经济的效率，而不仅是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及投资效率。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给股东带来任何回报，但却能给职工付更高的工资，有更多的现金流用来淘汰替换陈旧的技术与设备，这些国有企业就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宏观经济的效率也由此有所提高。 世行研究报告主要是探讨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什么那么高及中国高投资率的资金来自何处。他们发现，企业留用现金收入在投资资金中的比重比通常想象的要高，而来自银行的贷款却比重较低。 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特别担心微观层次由于会计、税率，及所有权制度导致的分配效率问题，因此，他们选择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这个宏观分析框架来计算资本的回报率。 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国家统计局收集企业数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计算企业的增加值，而企业的增加值正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统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受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得出的资本回报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及过去几年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观结论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些宏观结论对广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中国的GDP增长一直接近双位数，可中国的股市曾经一蹶不振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投资者在股市无法获利而怀疑中国的GDP增长数字不对。同样，我自己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近几年非常迅速，但这并不说明投资者能从中获利。 记得几年前，我在香港大学主持了一个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论坛，当时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扬(李扬新闻,李扬说吧)先生与单伟建先生也有一场类似的辩论。我当时总结时说了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我说“你们的观点我都同意”。为什么？我用了一个英文谚语解释：一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acupishalffullorhalfempty？)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的关键是搞清楚争论双方的角度及思维框架，而其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及概念的误解，需要澄清，但并不重要。 在我看来，世界银行及单伟建博士的分析从不同地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政策问题：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执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稳固的产权基础设施，使得学者、社会、投资者都可以准确地理解及测算中国企业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大大提高投资的效率。中国的高储蓄及生产率高增长完全可以支持更高的有效率的投资，但必须控制低效率的投资。

⑻ 中国的投资率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啊，这是一件好事么

这说明中国有很多人像投资，想致富，想摆脱现在的生活状态，对现实的不满。（这是消极的想法）
也可以说明，中国正在逐步的追赶这其他发达国家，不甘落后。

⑼ 中国各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在哪里查

我查过，没查到。
建议采用各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

⑽ 影响中国投资率的主要因素

我国未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投资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从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逐步转向比较富裕型服务类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将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为主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为主。从长远看,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客观上要求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

第三,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投资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职能正在不断转变,政府投资将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节将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而使得两者的关系趋于协调,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

第四,国内较高储蓄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保持较高水平,较高的储蓄率通常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对应；随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此间的投资率也将逐步降低。

综合以上主要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影响,初步预计到201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5%-40%,消费率可能达到58%-63%；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0%-35%,消费率可能达到64%-69%。

一、影响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投资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时期来,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认为加快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居民消费方面文章难做,甚至费力不讨好,因此,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于是乎,各种开发区、科技园区随处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结果,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

2、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3、现阶段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正处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使居民预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其结果,居民消费意愿降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0.768和0.741,分别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该比率为38.9%。1979-2003年,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1%,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率(=100×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48个百分点。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合理性判断

1、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资率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1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7个百分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1978-2003年平均为59.2:38.7,其中,"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九五"期间(1996-2000年)平均为59.5:37.5。

分时期看,第一阶段(1978-1984年),我国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包括调整了分配政策,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与消费关系逐步得到理顺。这期间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为65.5%；而同期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为34.2%。这种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变化带有一定的"矫正和补偿"性质。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一次通胀时期,在此时期内我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投资增长明显加速,投资率平均高达37.5%,比第一阶段上升了3.3个百分点；消费率平均为64.1%,比第一阶段回落了1.4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89-1991年),为治理整顿时期。针对第二阶段经济出现过热状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率从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为35.8%,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7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显著回落(因压缩力度过大)导致居民收入(进而导致消费)增长放慢,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为62.5%,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6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2-1994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二次通胀时期。从1992年开始,全国又掀起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在此时期内,投资率平均高达41.0%,消费率平均为58.8%。

第五阶段(1995-2000年),为经济软着陆时期。针对上一阶段经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于1996年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但从1997年起,国内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为38.0%；消费率则从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为59.2%。

第六阶段(2001-2003年),为投资率迅速回升时期。随着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增长开始加快。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最高点,平均为40.3%；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平均为57.6%。

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基本上分别围绕40%和60%上下波动,并且波动幅度有逐步缩小之势,表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渐趋稳定。

二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总体上,投资率呈稳中趋升之势,而消费率则呈稳中趋降之势。

三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资与消费关系波动较大,主要表现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四是消费率长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农民消费率太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78-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平均为22.7%,低于城镇居民1.4个百分点。农民消费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长太慢。

2、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投资率为39.4%,世界平均水平为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19.3%、14.3%和23.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高投资率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毕竟水平太高(见表1)。

对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0%,世界平均水平为80.1%,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

3、我国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理性判断。从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一方面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则又是不合理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偏低近20个百分点。事实证明,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后果。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下去,必然是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

如果剔除经济高增长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资率平均为37.8%。该投资率可作为判断合理水平的一个参考值。

如何透视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

一、积累与消费的基本概念

积累与消费是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构成社会最终需求的两大因素。积累与消费的概念,是通过统计指标来体现的,而反映积累与消费的统计指标,则因实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异。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在此体系下,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总量指标是国民收入,即一定时期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净产值之和。积累额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部分,消费额是指用于居民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积累额和消费额之和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由于MPS的生产范围局限于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国民收入使用额及其中的积累额和消费额,都限于物质产品,其价值形态是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价值的总和,其实物形态是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始实施新的核算体系,生产的范围由原来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包括所有行业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核算国民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由原来的国民收入改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积累和消费的指标也相应地改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因此,积累与消费的概念随之为投资与消费所取代。投资与积累的区别主要在价值构成上有所不同:积累是新创造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转移价值(即C1)；而投资则包括折旧价值,因为它是社会最终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消费的概念也不一致,MPS体系下的消费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新核算体系下的消费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且包括服务消费的价值。

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使用的总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是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建造、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销售和转出的固定资产后的总额。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存货包括生产单位原材料、燃料、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库存,销售单位商品库存,以及物资储备等。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指标是最终消费,指在核算期内为满足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对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和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消费和投资外,还包括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即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建设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两者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二、怎样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一)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适指标:投资率和消费率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就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投资率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2、消费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GDP)×100%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计算的投资率与消费率,能较准确地、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它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用于建设与用于生活的比例关系,同时,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投资和消费外,还用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由于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根据国民核算的定义,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另一部分是存货增加；最终消费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费。

(二)社会上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其他方法

社会上计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投资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通常的投资统计指标,指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这个指标与国民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少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是资本形成总额中包含了库存增加额,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包含这一项。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对应关系看,如果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加一块减一块。所加的一块为: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完成的投资、商品房销售增值、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矿藏勘探支出、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和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所减的一块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含的购买旧建筑、旧设备的价值和土地购置费,因为它们不是核算期内所形成的固定资产(见表3)。

2、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消费率

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费率。原因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代表全部最终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是最终消费中的商品性货物消费,之外的服务消费以及实物性消费、自产自用消费和其他虚拟消费都不包括在内。比如,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亿元,最终消费为6705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最终消费的68.4%。这种方法的分母也有问题,因为它用的是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正确的指标应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见表4)。

总之,这种方法,所涉及的指标在范围和内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确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符合国际规范。

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关键在于取得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基础数据涉及专业统计、部门统计和有关财政决算及行政记录资料。但是,现有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来源存在较大缺口,作为测算投资和消费主要资料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货统计、消费品零售统计、住户消费统计以及财政支出决算,其口径范围、资料内容、提供时间,都还不能完全满足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