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能源企业直接投资现状

㈠ 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的现状

能源资源是能源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加大能源资源勘查力度，组织开展了多次资源评价。中国能源资源有以下特点：
——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006年，煤炭保有资源量10345亿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约占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相对不足，油页岩、煤层气等非常规化石能源储量潜力较大。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折合年发电量为6.19万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约1.7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世界水力资源量的12%，列世界首位。
——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耕地资源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制约了生物质能源的开发。
——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赋存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赋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和海域。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运、北油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是中国能源流向的显著特征和能源运输的基本格局。
——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与世界相比，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工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远离负荷中心，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探程度低，经济性较差，缺乏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迅速发展，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供给能力明显提高。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建成了一批千万吨级的特大型煤矿。2006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22.1亿吨标准煤，列世界第二位。其中，原煤产量23.7亿吨，列世界第一位。先后建成了大庆、胜利、辽河、塔里木等若干个大型石油生产基地，2006年原油产量1.85亿吨，实现稳步增长，列世界第五位。天然气产量迅速提高，从1980年的143亿立方米提高到2006年的586亿立方米。商品化可再生能源量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逐步提高。电力发展迅速，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达到6.22亿千瓦和2.87万亿千瓦时，均列世界第二位。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较快，运输能力显著增强，建设了西煤东运铁路专线及港口码头，形成了北油南运管网，建成了西气东输大干线，实现了西电东送和区域电网互联。
——能源节约效果显著。1980—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6%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9.8%的增长。按2005年不变价格，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由1980年的3.3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6年的1.21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3.9%，扭转了近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上升的势头。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综合效率为33%，比1980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单位产品能耗明显下降，其中钢、水泥、大型合成氨等产品的综合能耗及供电煤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消费结构有所优化。中国能源消费已经位居世界第二。2006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中国高度重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6年的69.4%，其他能源比重由27.8%上升到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比重由4.0%提高到7.2%，石油和天然气有所增长。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趋势明显，煤炭能源转化为电能的比重由20.7%提高到49.6%，商品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居民生活用能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中国能源科技取得显著成就，以“陆相成油理论与应用”为标志的基础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石油地质科技理论的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勘探开发技术体系，特别是复杂区块勘探开发、提高油田采收率等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煤炭工业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矿井，重点煤矿采煤综合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在电力工业方面，先进发电技术和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得到普遍应用，水电站设计、工程技术和设备制造等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核电初步具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自主设计和工程建设能力，高温气冷堆、快中子增殖堆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烟气脱硫等污染治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迅速提高。正负500千伏直流和750千伏交流输电示范工程相继建成投运，正负800千伏直流、1000千伏交流特高压输电试验示范工程开始启动。
——环境保护取得进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基本国策，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的能源政策也把减少和有效治理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引起的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为其主要内容。2006年，燃煤机组除尘设施安装率和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近100%，烟尘排放总量与1980年基本相当，单位电量烟尘排放减少了90%。2006年，全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脱硫火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04亿千瓦，超过前10年的总和，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的比例由2000年的2%提高到30%。
——市场环境逐步完善。中国能源市场环境逐步完善，能源工业改革稳步推进。能源企业重组取得突破，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投资主体实现多元化，能源投资快速增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煤炭工业生产和流通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电力工业实现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建立了监管机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本实现了上下游、内外贸一体化。能源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价格机制不断完善。
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资源约束突出，能源效率偏低。中国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制约了供应能力的提高；能源资源分布不均，也增加了持续稳定供应的难度；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平均水平，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
——能源消费以煤为主，环境压力加大。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相对落后的煤炭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压力。煤炭消费是造成煤烟型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部分城市大气污染已经变成煤烟与机动车尾气混合型。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
——市场体系不完善，应急能力有待加强。中国能源市场体系有待完善，能源价格机制未能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能源监管体制尚待健全。煤矿生产安全欠账比较多，电网结构不够合理，石油储备能力不足，有效应对能源供应中断和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㈡ 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近几年，随着中国与海外合作的频繁开展，我国的境外投资也得到快速发展，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境外投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十一五”期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34.3%。初步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823亿美元，当年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投资651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2012年8月30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实现了自数据发布以来连续十年的增长，达到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5%，其中非金融类投资达到6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
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范围内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这是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大规模撤资”说法的有力回击。事实上，外商对华投资热情未减，结构更优化，含金量更高。今后，我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和高水平外资“引进来”仍是重要着力点——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称，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1.26万亿美元，比2013年下跌8%。中国2014年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增长1.7%，外资流入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再次证明了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外商对华投资增长动力未减，有关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大规模撤资的说法不实。
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267亿美元)。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2354.5亿元人民币（折合384.1亿美元），占84.6%，收益再投资429.1亿元人民币（折合70亿美元)，占15.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5年9月17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有关情况。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在会上表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连续12年实现增长，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高速增长，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2%。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连续12年实现增长，2014年流量是2002年的45.6倍，2002-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7.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吸引外资仅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
同时，2014年对外投资的存量规模不断扩大，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8826.4亿美元，较上年末增加2221.6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至3.4%，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较上年前进3位，位居第8，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

㈢ 研究中俄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可以加强中俄两国的互信互助关系；二在俄罗斯受到欧美制裁的困难时期，中国支持了俄罗斯，增强了两国的情感，有利于两国之间的长期和平共处，减轻中国的一些外交方面的不利因素（如印度和越南）；三是可以解决中国的能源紧长，同时可以增加俄罗斯的国家收入；四是对日本是一个制约（中国占先，使用量大，将来就是再供给日本其量也就会少得多）。

㈣ 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双方的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中俄能源领域的合作意义重大

2003-09-27 08:00:11

中国石油网消息：9月25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主持例行记者招待会。

问：俄总理卡西亚诺夫此次访华中，中俄总理讨论了石油管道问题，请问安大线建设是否会推迟？推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合作领域。今年五月份，在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发表的两国元首《联合声明》确立了这一点。通过这次卡西亚诺夫总理对中国的访问，两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在会晤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卡希亚诺夫总理也表示俄在能源方面，包括修建能源管道方面要信守协议。我认为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也具有非常大的现实可能。进一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关于具体项目情况双方保持着密切的商谈。

㈤ 截止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是怎样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19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8079.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6%。

㈥ 如何理解中俄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前景

中俄关系连续跨越重要 台阶， 战略定位更为明确。俄罗斯独立后 ， 中俄两国顺应时代潮流 ， 本着
与时俱进的精神， 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从 1 9 9 3年“ 相互视为友好 国家” ， 到 1 9 9 4年建立“ 建设
性伙伴关系” ， 再到 1 9 9 6 年正式确立“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直至 2 0 0 1年两国签署《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
约》 ， 以法律形式将中俄两国“ 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 的原则确定下来。中俄关系连续跨越重要台阶， 战略
定位不断取得新突破 ， 其速度 和幅度在大国关系史上堪称罕见。两国在历史上还首次互办“ 国家年” ， 为
中俄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目前，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二、 中俄形成全方位合作局面， 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经贸方面， 同处快速发展阶段的中俄都有扩
大经贸合作的需要， 1 9 9 9年以来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 2 0 0 6年达到了3 3 4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俄第四大
贸易伙伴。中俄相互投资 日趋活跃 ， 规模不断扩大， 并朝着更为开放透明和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能源
方面， 一度困扰中俄关系的石油管道问题几经波折后峰回路转 ， 泰纳线终于在 2 0 0 6年动工。安全方面 ，
双方军技合作不断深化， 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2 0 0 4年中俄签署了《 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 ，
边界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边界两侧由军事对峙转为友好相处。人文领域， 两国加大文艺团体和留学生的
互派力度 ， 多次互办图书展 ， “ 汉语热” 和“ 俄语热” 在对方国家不断升温。
三、 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协调配合， 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持相同或
相近看法， 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推
动国际关系民主化。2 0 0 5年， 中俄元首签署“ 关于2 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 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中俄在联合国改革、 朝核等问题上进行 了积极而富有成果的
协作。中俄共同倡导和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 ， 对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发展地区经济和打击三股
势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两国政治互信需进～步加强， “ 中国威胁论” 在俄还
有一定市场， 经贸水平同两 国的政治关系不太相称 ， 两国民众之问的相互 了解需进一步加深。
中俄关系发展 的特点
一
、由低到高， 循序渐进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苏联解体后， 中俄关系从低点起步， 并且面临边界
田永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政研室副主任， 研究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倒爷” 、 “ 商贩” 开启 了两 国民间贸易的大门， “ 歌手” 、 “ 艺人” 奏响了两 国人文交
流的前奏曲。与此同时， 两 国领导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 把建立政治互信 、 解决边界问题等作为推动两
国关系的重要杠杆 ， 相继达成 了历史性协议， 为两 国的政治信任和长期友好奠定 了重要基础。以此为契
机， 中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 领域不断拓展， 经贸、 能源、 军事、 科技、 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逐步加强， 呈现全
方位 、 多层次的发展势头。
二、 政治战略规划先行， 再逐步充实合作内容。中俄关系建立之初， 两国都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相
互了解不深 ， 政治发展趋 向也完全不同。在此背景下， 政治意志对两 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两
国领导人审时度势 ， 坚定不移地推行中俄友好政策 ， 注重从战略层面先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大局 ， 对两
国关系的远景提出明确构想。这从一开始就给了中俄关 系一个高水平定位， 为两 国关系的宏观方 向奠
定了坐标。在战略规划的导向下 ， 中俄不断充实各领域的具体合作内容 ， 使中俄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逐
步坚实。
三、 定期沟通， 以机制化建设作为重要保障。中俄建立双边关系后，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不同层次、 不
同渠道的机制性合作和会晤安排， 使两国领导人和各部门之间能够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尤其是两国元
首和总理的定期会晤机制 、 议会交往机制 、 战略安全磋商机制、 中俄友好 2 1 世纪委员会 以及政党、 政府
各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不断完善， 增强了彼此信任和相互了解， 促进了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四、 从意识形态至上转变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中俄两 国在历史上的交往曾经具有非常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俄独立后， 两国又走上差异 明显的发展道路。但 中俄构建两 国关系时完全超越了意识形
态， 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为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清除了巨大障碍。中俄明确了以“ 互利双赢” 为合
作标准， 致力于共同繁荣和相互受益 。这种非意识形态化 的利益追求 和利益基础使 中俄关系的发展更
为稳定和可靠 。
中俄关系发展前景广 阔
一
、 中俄在战略上有很多共同点， 充实和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大势所趋。中俄都是世界上
主要的战略力量之一 ， 在一系列重大 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立 场。未来 十年， 中俄都将进入实现民
族复兴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对两国来说都是必须紧紧抓住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两国最主要的战略需求
是确保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存在开展广泛协作 的战略基础。进一步深化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
成为两国的共识。
二、 中俄有相似的战略环境 ， 都需要维持周边 的和平与稳定， 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中
俄互为最大邻国， 加强睦邻友好对两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中俄都处在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之
中， 面临维护国家统一 、 加快 国内发展 ， 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任务。作为上海合作组织 的发起 国， 中俄对
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负有特殊责任。中俄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既有必要也有基础， 大有潜
力可挖。
三、 中俄都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加速发展期， 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强， 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
近年来， 中俄两国经济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中俄经济发展接轨点多、 互补性强， 加强务实合作
对两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作用显著。中俄经贸合作也开始进入重要发展期， 随着双边贸易额的不断
提升， 贸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多层次、 多领域、 高科技含量和高投入的经贸合作模式逐步形成， 这将为
中俄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展望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中俄关系， 我们既要看到挑战和压力， 更要充满信心并坚定决心 。
只要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切实强化“ 共同发展、 携手崛起” 的战略思维，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一定能
够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 。

㈦ 俄罗斯燃料-能源部门的现状

毋庸置疑，燃料-能源部门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生产活力和居民生活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行业生产着30%左右的工业产品，占国民预算收入的40%，承担了国家将近一半的出口任务。

从1990年开始，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整个俄罗斯经济低迷，给燃料-能源部门造成了巨大损失。1998年的石油产量下降到最高年份的53%，煤炭降到52%，天然气降至91%，电力生产降至76%。1998年整个俄罗斯联邦一次能源的产量降至1990年的70%，与国家生产下降的总趋势相比，燃料-能源消耗下降的速率还要小一些，原因在于城镇生活和农村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加之生产能力不足造成工业领域的单位能耗增长。因为这些因素和本来就很高的国内能耗，使得1998年的能源需求量反而比1990年提高了16%。

燃料-能源领域最严重的问题是财政危机加剧，以及普遍存在的燃料-能源欠费现象，而且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到1998年已占到燃料-能源领域供应量的18%。结果导致能源系统各行业出现了更严重的投资危机，1998年对燃料-能源领域的基本投资比1980年减少了一半，而其中的预算来源还不到1998年实际投资的2%。由于缺少必要的投资，使燃料-能源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无法对自然报废的生产能力进行及时补偿。这使得每年石油产量下降近2.5亿吨，煤炭产量下降1.4亿吨。每年电力部门损失1/5到1/7的发电设计能力，损失的部分超出了计划新增的电力生产能力。

受财政条件的限制，目前许多燃料-能源部门连起码的最小战略储备都得不到保证，甚至无法维持固定资产的正常运转，不能进行大量必需的维修工作。如前所述，困难重重的燃料-能源原料基地已进入警戒状态，燃料-能源部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煤炭行业固定资产的损耗已达56%，石油开采业为51%，石油加工业为80%，电力部门为48%。近30%的石油管线已运营了20～30年，其中1/4已经超过了30年。按照现行安全规程的要求，应对半数左右的核电站进行改造。这些情况对国家的正常供电体系造成了现实威胁，更何况燃料-能源部门的建设周期长，资金密集。

有专家指出，“虽然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矿物燃料储备，虽然政府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本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能源复兴计划仍然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仔细分析俄罗斯自1931年以来的燃料开采情况和能源发展阶段（图5.1）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煤炭唱主角，1975年之后石油产量猛增，而1985年以来天然气突然后来居上，成为第一能源。同时，苏联解体（1990年前后）和俄罗斯经济复苏（1999年前后）的政治因素使能源生产形势出现了转折。

图5.1 燃料开采量（2000年以后为预测值）及俄罗斯能源发展阶段曲线图

从图5.1中还可以看出，现阶段俄罗斯的燃料-能源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煤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危险的边缘——总共才占国家总能耗的10%～11%。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从俄罗斯的能源发展新战略高度来加以解决，即从石油、天然气为主（目前石油、天然气在燃料-能源结构中占80%）向天然气、煤炭为主的方向转变。专家认为，必须跳跃式或者逐步地提高煤炭在燃料-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来达到18%～20%），调整当前国家燃料-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现象，要将煤炭净产量从1999年的2.49亿吨，提高到2020～2030年的4.5亿～5.5亿吨。

强化煤炭工业的发展，将在以下3个方面产生重大的近期及远期效果：

·可获得大量开采条件方便、质量好、可望产生高利润的煤炭储量。

·与建设等能量的天然气项目相比，建设煤炭企业的单位能量投资要低得多。

·可节约大量天然气能源用于化工企业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用于供应居民生活和大量出口（现在天然气出口价格为每千立方米70美元，而国内市场价格才10美元，同时国内天然气与煤炭的价格比平均为1∶ 1.5，这是俄罗斯才有的奇怪现象——天然气比煤炭还便宜）。

㈧ 企业政府层面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自2000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几年慢行之后，即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对外投资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纷纷缩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一枝独秀，逆势增长。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7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实践证明，“走出去”战略确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

(一)投资高速增长，国际拓展迅速，但规模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差距明显

自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跳跃式增长，特别是在2005年和2008年，相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122%和110%。 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到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仍保持12.2%的年平均增长率。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所有国家(地区)总数的76.8%。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居全球第13位。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然，这与我们起步较晚有关，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仍然不够。

(二) 对外投资行业分布继续多元，传统行业投资仍占据主导，非传统行业投资正在加大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几乎涉足了所有行业类别，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七个行业的投资(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累计投资(存量)达到4913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这些传统行业构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也发展不均衡，投资差距较大。至于其它行业，如文化体育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等虽然有所覆盖，但是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大多所占比例不足1%。

纵观近几年国家发布的对外投资统计数据，行业分布比率大致相同，说明传统行业的地位短时间难以撼动。但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2009年的19.7亿美元(存量)增长到2011年的95.5亿美元(存量)，两年翻了近五倍，所占比例也由0.8%上升到2.2%，表明非传统行业也逐渐被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青睐。

(三) 对外投资存量遍布全球七成以上的国家(地区)，其中七成分布在亚洲地区，但呈多元化趋势

至2012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6.8%，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成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地区。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几乎所有中国涉外企业都在亚洲有投资。特别是香港一地，截至2011年，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的61.6%，排在第一位。从存量分布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地区差异显著，分布聚集度较高。

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已经从2009年的71.4%减少到了2011年的60.9%；相反，对欧洲的投资(流量)却由5.9%上升到2011年的11.1%；对非洲、拉美投资也有明显提升。中国在2012年对美国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美国成为继中国香港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流向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两个长年雄居第二和第三位的中国传统投资地区的金额仅30.67亿美元，较上年的111.45亿美元下降72.5%。从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由传统投资地区向其他地区发展，呈多元化发展态势。

(四) 对外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据半壁江山，但民营、私营企业等中小企业异军突起

2011年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2.7%，有限责任公司占24.9%，股份有限公司占7.6%，私营企业占1.7%。2011年，国有企业虽仍占投资总额(流量)的55.1%。但是在两年前的2009年国企占对外投资(流量)高达67.6%，显然，国企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在所有境外投资者中，就企业数量而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也是连年降低，到2011年末，只占中国13500家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11.1%，而且这一比率还在缩小。

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在2011年末已经达到占8.3%，发展迅猛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制所有制企业。不仅在企业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在2011年末占60.4%，比2003年的22.0%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在投资存量上也达到了24.9%。这充分显示出我国更多的民间资本正在走向国际市场。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对外跨国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矿业行业

2008-2009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涉及金额高达571.3亿美元。其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8.6%；目标为矿产行业的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中国海外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决定的。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海外投资并购获得能源资源补给，确实缓解了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依靠大规模并购而便利获得的资源能源，会弱化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非有利。

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跨国并购集中于资源能源行业，而资源能源行业资金密集度高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海外收购将会以资金雄厚的国有企业为主，这也增加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外部阻力和风险。但从目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来看，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领域，这也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摩擦不会短时间内消除，中国海外并购风险也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长期的海外投资利益更是遥不可及。

(二) 对外跨国投资方式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

由于受到亚洲和非洲一些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的制约，我国企业大都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的方式，因为绿地投资建设周期长、速度慢，对跨国公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经验等有较高要求，并且在建设完成后，自身还面对开拓市场、经营管理和与东道国的法律、惯例结合的风险。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往往国内政局不稳、法律体系不健全，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在长周期中创建企业和经营企业的风险。例如，利比亚危机导致中国75家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中断，涉及金额188亿美元的损失。

对于市场、技术相对成熟的欧洲、北美、大洋洲，我国企业一般借助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技术、或者控制的油田矿产等，大多采取跨国并购。但由于我国具备并购实力的一般都是央企和国企，而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本来都心存芥蒂，加之我国国企往往财大气粗，在投资方式选择和企业整合上也容易激起东道国的民族心理，一但并购细节处理不当，很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以中铝对澳大利亚力拓的并购为例，中铝在取得国内四家银行210亿美元的贷款后，斥资195亿美元对力拓实施跨国并购，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并购失败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三)中国海外投资面临外部阻力增大

据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率为全球最高，达到12%，虽然2010年这一比率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2010年美国和英国公司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阻力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一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政治阻力，主要表现在对一些敏感领域的投资，如电信、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和2011年华为收购美国3Leaf公司都是遭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破产。二是经济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中国对海外能源和矿产领域进行并购中，如2009年中石油收购加拿大卡尔加里的能源公司Verenex未获利比亚政府批准；中国铝业增股力拓计划未果；中色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稀土矿业公司股权未获批。三是国外竞争对手的狙击，主要表现在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或者寻求先进设备和技术方面，例如北汽集团在2009年打算收购德国欧宝部分股权，意在借助德国汽车的整车和发动机技术来实现自身品牌价值的提升，但由于欧宝最大股东通用担心北汽在获得欧宝的知识产权后与自己的在华展开竞争，不同意转让知识产权，交易最终失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所谓“树大招风”，这些阻力往往有增无减，并且交叉重合，这增加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困难。

三、应对策略

(一)对外投资企业要以明确的战略为前提，同时要把握时机

对外投资要把握时机。时机主要指投资对象国的经济市场形势和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前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要么价格太高，要么就是受到政治等外部阻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迎来了海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期，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海外资产价格低；第二是外部障碍小。因此，时机往往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关键。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这起公认的“蛇吞象”行为，是中国并购难度最大的案例，也主要得益于吉利对于时机的把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沃尔沃轿车在其重要市场之一的美国销量骤降51%。严酷的市场和经营形势使福特急于放低身价出售沃尔沃。2010年吉利最终以18亿美元成功收购沃尔沃100%股权，实现了自己对于技术、品牌、海外市场的诉求。相反，2009年中铝增资力拓受挫除了前面讨论的投资方式选择不当，遭遇外部阻力外，也有时机选择不当。

当然，并不是时机有利，所有的企业就要“一窝蜂”地去海外投资。企业“走出去”还是应以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为前提，避免“抄底”和“投机”心态，同时也要对并购或者合资之后的整合难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另一起“蛇吞象”的案例为例，2002年9月，TCL并购德国施奈德彩电；2004年1月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2004年4月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然而，2005年TCL开始亏损；2006年TCL宣布终止欧洲业务。因此，企业海外投资一定要以自身实力和清晰的海外发展战略为前提，把握机会，才能取得成功。

(二)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上实现多元化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上缺乏经验，导致风险增大。在投资方式上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日本为例，上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方式也比较单一，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的开放和发达国家投资方式的多元，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对发展中国家采用独资、合资、合作、非股权的技术转让、委托加工等多种形式并存，以新建和购并相结合的方式进入市场；对发达国家投资多采用多种增持股权形式，市场进入以购并、合资为主。

中国企业现在对外投资方式与日本80年代以前相似，投资方式比较单一。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单一的投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需要灵活多样。特别是对于敏感领域的投资，一定要考虑到可能面对的外部阻力，变换投资方式。2010年，中海油和道达尔在竞标英国Tullow石油公司时原本是竞争对手，但中海油最终选择了与道达尔、Tullow石油公司三方合作，共同拥有股权合资经营，也借此锁定交易的成功率。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上一定要权衡利弊，灵活多样。
(三) 避免盲目追求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额越大，容易受到当地社会、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加上中国企业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了解，往往规模越大的直接投资项目受阻的概率也越高。例如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中海油185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中铝与力拓195亿美元大交易等等，都因为投资额过大增加了外部阻力，降低了成功率。

而中小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加灵活、规模较小，获得的关注度相对较小，并且能够迅速将技术和机遇转化为效益。据调查，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3%，对GDP的贡献值也高达60%，我国专利的65%是由中小企业发明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以上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是我国“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的必然趋势。但是所谓的“放胆”并不是盲目的“走出去”。企业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因此企业走出去前一定要练好“内功”。

(四) 遇到对外投资阻力时要寻求更多的合作方式和公关方式

外部阻力归根到底来自于政府和竞争对手。企业如能加强与政府机构、国会议员、工会、媒体的沟通联系，开展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多渠道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会大幅度上升。以华为为例，华为先后与西门子、英飞凌(Infineon)、德州仪器(TexasInstruments)、摩托罗拉(Motorola)、微软(Microsoft)、英特尔(Intel)、升阳微电脑(SunMicrosystems)、3Com、NEC、松下、TI、英特尔、朗讯、SUN、IBM等多家公司开展多方面的研发和市场合作，并且与3Com成立华三；与西门子成立了鼎桥科技公司；与松下、NEC成立了上海宇梦通信科技公司；与赛门铁克成立“华赛”；与海底光缆工程系统公司成立 “华海通”等等。这些公司中不乏华为的竞争对手，但正是这些合作让华为的对外投资取得巨大成功。

另外，企业在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阻力时，也要坚持其发展目标，从容应对。比如，在华为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美国政府成为华为对美投资的最大阻力。但是，华为并没有退却。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记录，2012年前六个月，华为在美国游说费用达到82万美元，2011年同期仅为20万美元，主要用于对政府官员、知名人士的游说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对抹黑华为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华为高层亲自出马，在深圳、香港和华盛顿与委员会成员面谈，还主动披露了持股员工、董事会成员和资金来源等信息，并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研发、培训和生产中心。可以说，华为在面对投资外部阻力时，采取合作和公关的方式来规避投资风险，化解外部阻力，是其对外投资取得今天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㈨ 俄罗斯国家能源及资源战略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能源出口已成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主要源泉，也是俄罗斯作为重振大国地位、“复兴国家”的重要武器和工具。从近年来俄罗斯能源地缘战略走势来看，主要有以下特征:①从政治关系出发，调整对独联体国家的能源政策;②“重回欧洲”大国目标出发，以“能源杠杆”制衡欧盟;③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与欧佩克国家竞争多于合作;④从油气出口多元化出发，调整能源出口结构，向亚太国家倾斜;⑤以能源合作调剂与美国的关系。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俄双方都很重要。为此中方应做到:①加强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和能源投资环境的综合考察和研究;②认真研究俄罗斯国情，充分认识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多民族大国的复杂性;③充分发挥中俄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能源经济合作;④严格按照国际法规和国际通行原则，规范中俄能源合作的行为。

《俄罗斯2020年前能源战略》对外能源政策的目标如下:

巩固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出口能力，提升其产品及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能源领域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推行非歧视制度，包括允许俄罗斯能源公司进入国外能源市场、金融市场，获取先进的能源技术等;

在合理的规模和互利的条件下，吸引外国投资进入俄罗斯能源领域。

为实现这些目标，该领域的政策规定:

通过对外经济活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同时评估出口、进口和过境运输政策的相关后果，以及俄罗斯公司参与世界能源和资本市场的情况;

鼓励商品出口结构多样化，增加更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比重;

开拓能源销售市场，并在确保经济合理性的前提下，扩大俄罗斯公司参与国际市场的地理范围;

支持积极引进外资的项目;

在能源领域开展新形式的国际合作，包括科技方面的合作;

在能源领域外贸调控方面，建立国家政策的协调机制。

巩固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有助于在今后20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出口能力，并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作出贡献，同时可使俄罗斯继续担当欧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而可靠的伙伴。

2020年前，俄罗斯将作为重要的能源供应者参与保障国际能源安全，这将是国际能源领域一个新的因素。

在欧洲和亚洲的毗邻地区建立统一的能源和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国际能源运输体系，保障能源过境运输免遭不平等待遇等，都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为此，国家将鼓励俄罗斯的股份公司制定并实施大规模的天然气、石油和电力国际运输项目，并且既在西方，也在东方实施此类项目。

鉴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和地缘政治位置，能源过境运输问题对其而言意义特殊。俄罗斯完全有条件，使能源过境运输既确保自身的能源供应，又保障能源的有效出口，同时靠发挥过境运输职能获得收入。

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是向独联体国家出口能源的主要国家。今后几年内，能源出口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关键因素。根据上述对外能源政策，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活动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出口能源;

在其他国家勘探和开发能源;

加强在其他国家国内能源市场的存在，共同拥有这些国家的能源销售网和能源基础设施;

吸引外国对俄罗斯能源生产、运输和企业改造的投资;

组织与邻国电力联网的同步工作;

能源的过境运输。

俄罗斯仍将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希望能够将中亚独联体国家的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长期作为自己的能源平衡中的一部分。这不仅可以节约俄罗斯北方的天然气资源，不必加快投资进行开发，而且还可以减轻市场压力，这一市场对于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国家公司参与扩大独联体国家的能源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俄罗斯石油年出口量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石油价格的变化和一系列国际项目的实施情况等等，可在1.4亿和3.1亿吨范围内变动。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目前俄罗斯天然气主要销往西欧。然而，亚太地区各国对天然气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促使天然气开采部门的兴趣转向东方。到2020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年出口量将增加到2350亿～2450亿立方米，而2002年为1850亿立方米。

在亚太地区和南亚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将是中国、韩国、日本、印度，这是有前途的天然气、石油、电力、核技术和核燃料系列产品市场。亚太地区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目前的3%将上升至2020年的30%，天然气将上升至15%。

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项目和纲要，包括:

修订按产品分成协议条件开发矿物资源产地的纲要;

制定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萨哈共和国(雅库特)油气资源和组织向亚太地区市场出口的纲要;

制定在俄罗斯联邦发展输油干线管道系统的纲要;

制定由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独立天然气生产企业参与的天然气统一供应系统改造和发展纲要;

制定发展天然气加工业和天然气化工业以及扶持液化气生产和分配的纲要;

制定发展国产动力机械和矿山机械产品的措施。

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以及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要求东西伯利亚和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石油开采到2020年最好能达到8000万吨，适中方案为5000万吨，而最低方案将不超过3000万吨。到2010年萨哈林大陆架石油开采将达到2500万至2600万吨，这一水平将平稳地保持到2020年，最低石油开采水平也要达到1600万吨。

对俄罗斯联邦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输油系统发展作出以下规定:

东西伯利亚方向:保障在东西伯利亚和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形成新的石油开采中心，包括建设“尤鲁布琴—托霍莫油田—阿钦斯克—安加尔斯克”石油管道和“塔拉坎油田和上琼油田—安加尔斯克”石油管道。俄罗斯要进入亚太能源市场，就必须建设“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后调整为泰纳线)石油管道(年输油能力为5000万吨)及其通往中国大庆的分支管道(年输油能力为3000万吨)。

远东方向:建立从萨哈林大陆架进入亚太市场和南亚的油气管道，“萨哈林-1号”项目包括铺设年输油能力为1250万吨石油的管道，它从海上经过鞑靼海峡抵达德卡斯特里油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萨哈林-2号”项目的一期工程需要建设两条长800千米的陆地管道，以便将石油和天然气从萨哈林岛北部输送到南部。为实现远东方向的管道建设计划，还需要建设新油港和扩大现有油港。

俄罗斯联邦政府将根据现有输油负荷程度的需要决定石油和石油制品运输的具体发展方向。

为了减少油气过境国的收费政策对俄罗斯的制约，开拓新的和发展现有的出口方向，为了使独联体国家的石油更多地从俄罗斯过境，为了减少俄罗斯公司的运输成本，国家应当支持那些以出口为目的绕过过境国的管道建设项目。

天然气开采方面的任务:

东西伯利亚将成为2010～2020年这10年间最大的天然气开采区。由于伊尔库茨克州的科维克塔凝析气田、萨哈共和国(雅库特)的恰亚金凝析油气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凝析油气田，以及萨哈林大陆架油气田的开发，东西伯利亚及其与远东毗邻地区的天然气开采将得到发展。

这一地区天然气工业发展的出发点是:

优先满足俄罗斯消费者对天然气的需求，为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发展和优化国家东部的天然气工业，以提高天然气开采和天然气运输计划的经济效益;

通过在俄罗斯东部扩大天然气统一供应系统，提高国家天然气供应的可靠性。

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到2010年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年开采量可以增加到500亿立方米，到2020年增加到1100亿立方米。在中等和最糟的情况下，俄罗斯东部天然气的开采将比较少:到2010年大概为250亿～300亿立方米，到2020年为550亿～950亿立方米。

为了保障运输和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需要大大发展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输气管道系统，将其与俄罗斯统一天然气供应系统联网。

天然气国内市场的形成将是一个平稳的和渐进的过程，根据俄罗斯立法，这个市场的建立要经历几个阶段。在此特别规定以下几点:

逐步提高国内市场天然气的价格，向按市场价格销售天然气过渡，以便保障天然气市场各主要主体自负盈亏;

支持天然气独立生产者的形成和发展;

创造条件使市场所有参与者都能平等使用天然气干线管道系统;

维护统一天然气供应系统这个统一的技术体系，通过铺设和连接各种所有制的新管道使其得到发展。

根据预测，对能源的内外需求都将增长，为满足这种需求，必须发展能源业，这决定着到2020年的大致投资需求水平:

对天然气工业的投资将达到1700亿～2000亿美元(包括实施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天然气资源计划的350亿美元)。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天然气独立生产者的投资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对石油领域的投资约2300亿～2400亿美元，主要是石油公司的自有资金和投资者的资金。

责成俄罗斯能源部、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俄罗斯原子能部、俄罗斯工业和科学部、俄罗斯反垄断部，根据目前讨论结果，在一个月内修订能源战略，并按规定程序将有关批准这个战略的相关决议草案提交俄罗斯联邦政府。

根据《矿产资源法》的修订，俄政府可将储量7000万吨以上的陆上油田、储量500亿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田、储量50吨以上的金矿、50万吨的铜矿，以及位于大陆架上的所有矿区依法认定为联邦级矿产资源。如果在地质研究过程中发现矿区并确认符合联邦矿产资源的标准，即使外商或有外资参股的俄罗斯法人企业拥有地质研究、勘探和开采的综合许可证，俄罗斯联邦政府仍可拒绝将该矿区提供给该外商用于勘探和开采。根据该修订，只有在俄罗斯境内成立的法人企业才能参与某些联邦矿产资源开采权的招标和拍卖，如果参与此类招标或拍卖企业存在外资参股，俄政府还有权制定其他限制条件。

2009年11月26日，俄罗斯能源战略评估发布信息，2009～2030年俄罗斯将向石油领域投资6090亿～6250亿美元。

俄能源战略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13～2015年，向石油综合体投资估计在1620亿～1650亿美元，包括1110亿美元用于开采和勘探，开采量可达4.86亿～4.95亿吨;第2阶段为2020～2022年，将投入1340亿～1390亿美元，开采量达到5.05亿～5.25亿吨;第3阶段到2030年前，将投入3130亿～3210亿美元，开采量到2030年将比现在增长10%，增至5.3亿～5.33亿吨。

石油综合体战略任务之一，是最大限度地回收和利用石油伴生气，提高资源综合利用能力，俄能源战略规定，到第1阶段末期即2015年石油伴生气的利用率将达到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