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 因为是徐家汇上中小板,给予50倍的估值计算,上市后每股股价将达28.1元”，请问中小盘为何会有50倍估值
50倍估值是指50倍市盈率。
对一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判断，要综合考虑行业地位、技术含量、生产规模、发展前景等等一系列因素/指标，在理论上也有许多数学模型等支持，但在实际中更多的人为主观判断。
一般情况下，主板的市盈率10-30倍左右，中小板20-50倍，创业板30-100倍。在发行阶段的市盈率是由券商、基金等机构协商，在交易阶段由市场自由确定。
② 余秋雨现在还有多少徐家汇的股票
他当时花了240万买了1.5%的股分
经过一系列股本转增后
假如没动过 那就是520万股
按照昨天收盘价12.93元 他的市值超过6700万元
现在还有多少股谁知道呢 说不定增持了说不定减持了
多数还是减持了
③ 为什么说余秋雨是无耻文人
本人是很喜欢余秋雨的文章的，看了好几本他的书了，也很很崇拜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高尚品格。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余大师在某些方面予人诟病，以下是我自己查找的他被诟病的一些例子：
其一：诈捐，09年5月《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萧夏林发表博文，对余秋雨宣称已为灾区捐款20万元提出质疑;之后，易中天连发三篇博文质疑余秋雨，称公众人物不能诈捐。至此余秋雨陷入了“诈捐门”。本为捐款，未落实，后在舆论压力下才捐的价值20万的图书；
其二：剽窃，《余秋雨现象大盘点》一书266页的《余秋雨如何剽窃复旦老教授的成果》的文章，指出余秋雨的书中有一段400多字的东西和复旦老教授的文章一字不差
；
其三：文章多漏洞，被人质疑其错用语法，错用历史资料等很多错误的地方；
其四：不诚实，其曾为“四人bang”领导下的小组“石一ge”的成员，至今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石一ge”小组成员时的所作所为。据悉《南方周末》披露余秋雨做过的一些坏事的时候，还曾经以自杀相威胁《南方周末》的主编们（据朱建国透漏可靠消息）；
当然，余秋雨还有众多负面新闻，“文字硬伤”、“青歌赛口误”、“地震含泪劝说”等等，此不一一列举。
上面的都是我自己查找的，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对此，我多说两句。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一个片面。我对余大师被人诟病的各个地方都很叹息，不管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欣赏的，赞叹的都是他的文章，对其他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好。何必就以种种怪相便否定了一个人的成就。
④ 余秋雨一年能赚多少钱
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挂牌余热未尽，大师再因名列徐家汇商城第十大股东而成为近期媒体关注的焦点，持有518万股份，身家近亿，华丽转身的秋雨先生从文化大师摇身变为投资大师，让人瞠目惊诧之余，由不得发些感慨与喟叹。 从余秋雨近亿身家来看，年收入大概也就在1000W左右
⑤ 关于余秋雨的一个问题
他们就是一群文化流氓，打着文月26日，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过会，侧面透露了作家余秋雨身家。
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如以徐家汇商城发行股本和募集资金保守推算出12.95元的发行价计算，包括公司总经理金国良在内42名自然人股东均有望藉此机会跻身千万富豪行列。持股最多的金国良成为当今为数不多的身家过亿的国企总裁，而其在不到10年里投入成本仅约361万元，超过30倍的增幅不亚于本周五(30日)挂牌上市的众多创业板公司股东。
改制之路复杂 余秋雨等低价入股
2000年，徐家汇商城成为徐汇区国资公司授权管理主体之后，商城集团和职工持股会先后将手中的股权陆续股权激励和有价转让，这使得包括金国良、童光耀和余秋雨等42名自然人跻身于徐家汇商城的股东行列。
经过一系列复杂股权变动之后，六百有限在2002年整体变更为徐家汇商城股份公司，斯时公司股权结构为国有背景的商城集团、上海商投和汇鑫投资分别持有38%、10%和4%的股权，祥龙物业和徐汇副食品两家法人分别持有5%和4%的股权，剩余股权由包括金国良在内的37名自然人持有。
记者调查发现，祥龙物业和徐汇副食品两家法人和35名自然人股权受让价格2.9239元/股系按照公司截至2001年11月30日账面净资产扣减结余未分配利润之后每股净资产计算出来，但这一价格远远低于当年年初上海商投每股4.7元的受让价格。
“如说31名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层和骨干是属于股权激励，那么包括余秋雨在内的4名外人以如此低价入股则显得有些蹊跷。”上海一家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在徐家汇商城总股本从5500万股改制为16082万股之后，曾以每股2.92元低价受让股权的自然人胡晓秉在2005年9月将其持有0.6%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王璐，溢价100%；邱惠平则在2007年7月将其持有全部2%股权以入股价321.63万元转让给自然人周黎明；另一名法人股东徐汇副食品也将所持股权中的1%以高出成本22%的价格转让给自然人朱其康。
此外，在徐家汇商城2007年9月转增股本完成之后，原法人股东祥龙物业将其持有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其股东孙赓祥等三名关联自然人。
这样，徐家汇商城的自然人股东也从原先37人扩大至42人；其中金国良和童光耀成本最低，公司经营层因为两次入股价格稍高，接下来的是几家法人机构，而国有背景的上海商投成本更高，自然人王璐和朱其康因为后期受让股权支付溢价成本最高。
资产大幅度增值 国企总裁成亿万富豪
按照徐家汇商城此次发行不超过7000万股、募集资金约90642万元，推算出其发行价至少在12.95元以上。
事实上，根据其披露的财务数据，公司这两年每股收益分别为0.601元和0.523元，对应12.95元平均市盈率约为22倍和25倍；据测算，12.95元价格对应2009年24倍市盈率。
上述上海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记者，“徐家汇的发行价将超过12.95元，预计在15-18元之间。”
即便以12.95元的发行价计算，徐家汇商城此轮登陆中小板也将使得参股的42名自然人的财富一举跃上千万元大关，持股最少的吴华平依靠207.4578万元财富也将增值至约2686万元，而持股最多的金国良的财富则将达到1.12亿元；被市场关注的作家余秋雨按照12.95元的发行价计算财富也将增至6700万元左右。
不过，这42名自然人股东的投入成本究竟有多少呢？记者试图从徐家汇商城此前公布的招股书中揭开冰山一角。
余秋雨和他一起入股的4名与公司无关的自然人的股权受让自职工持股会。以余秋雨为例，在2001年12月出资241.22万元买入82.5万元出资额的股权，约合每股2.9239元，经过股份制改造转增股本之后，余秋雨目前持有公司518.64万股，按照每股12.95元的价格推算，其资产增值幅度约为28倍。
选取徐家汇商城副董事长、总经理金国良作为经营层代表。资料显示，金国良第一笔股权是2000年12月和其副手童光耀从商城集团手中获得，除实际控制人之外仅他们两人获得每股1元的最初入股价格，金国良出资148.5万元获得2.7%的股权；两个月后，他和他领导的经营层获得了一次每股1.59元的入股机会，他出资109.65万元获得相当于68.96万元出资额的股权；与此同时，他和其他28名员工通过职工持股会持有的部分股权一起转出。
按照截至2001年12月他合计持有的297万元出资额推算，金国良通过职工持股会转出大约为79.53万元的出资额。据统计，职工持股会先后分三次现金投入合计约2356.02万元获得徐家汇商城1827万元的出资额，以此推算，金国良在79.53万元的出资额股权成本大约为103万元左右。
这意味着金国良三次获得合计297万元出资额的股权成本大约为361万元，如今经过股改和转增持有868.428万股的金国良按照12.95元的发行价推算，资产增值幅度将达到31倍之多；相应的，公司其他经营层资产增值幅度大约在20-25倍左右。
余秋雨潜伏八年 摊薄成本获高收益
在这次股本转增中，余秋雨的财产迅速增值。
“股本转增是不涉及股东增资的，假如说公司在余秋雨入股后没有整体增资，都是以股本转增形式扩大股本，且余秋雨最终的持股比例也没有变化的话，那么余秋雨持有目前518.6445万股的成本就是最初的241.22万元。但这要看该公司是否涉及股东整体增资，有时未必会注明是余秋雨增资，而是隐含在公司历史沿革中，若股东是通过股本转增和增资同步进行，那么余秋雨也可能之后有所追加投资才能保持最终1.5%的持股比例不变。”平安证券分析师文献向记者解释。
记者查阅招股说明书后看到，除了2007年的股本转增外，徐家汇商城为激励汇联商厦主要经营者李小玲，2003 年9 月，经发行人董事会及汇联商厦股东会决议通过，发行人与李小玲签订《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发行人将所持汇联商厦3.8%股权以159.98 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小玲。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汇联商厦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为：徐家汇商城出资772 万元，占77.2%；三十四名自然人股东出资228 万元，占22.8%。经汇联商厦股东会决议通过，汇联商厦于2005 年2 月以法定盈余公积294 万元、未分配利润206 万元转增股本及送股，于2006 年2 月以法定盈余公积180 万元、未分配利润320 万元转增股本及送股，上述增资后汇联商厦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但所有有关增资的公开讯息中都没有明确提到余秋雨，有接近徐家汇商城的人士透露，余秋雨应该在之后没有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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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财富之旅
徐家汇商城前身是上海市第六百货商店，始建于1952年。而此次余秋雨被牵出正是因为徐家汇商城的招股书，公司招股书中显示，2001年12月，当时还是上海六百的徐家汇决定解散职工持股权，并计划将其持有的24.5%股权转让出去。这些股权转让给了上海祥龙物业、徐汇副食品公司、上海六百的31位公司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以及余秋雨等4位外部自然人。不过对于当年四位自然人缘何能购得职工股，目前各方均无回应 据有关媒体报道，余秋雨当年以每股2.9239元的价格购入82.5万股，出资为241.22万元。而经过近8年的股本转增，如今余秋雨的持股数量为518.6445万股。根据相关条例，包括余秋雨在内的自然人在股票上市后有1年的禁售期。这也意味着作家余秋雨只有在股票
化的幌子四处招摇撞骗，
⑥ 余秋雨为什么有那么多股票
如果去买茅台，放到现在收益更高，现在很多人都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嫉妒人家，太没有意思了，哪个所谓的经济学家叫叶。。是么的根本就是狗屁不通，哗众。。。还挺得意的。
⑦ 余秋雨真的涉及贪污案吗还有余秋雨是那个文学家吗
于8年前入股的徐家汇商城即将上市，因此余秋雨有望成为亿万富翁的新闻立刻热了起来。有个叫叶檀的评论人公开指控余秋雨的股票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侵吞国有资产可是不小的罪名，相信有了叶檀的这一炮打头阵，余秋雨又要挨不少“板砖”。 这年头，当名人不易，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监视之下。可名人也不白当，经常露脸、曝光率高，就可以在出书、讲座、代言甚至弄点原始股上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像冯小刚、黄晓明等人就因入股华谊兄弟即将变成亿万富翁，而与演电影不挨边的马云同样因为华谊兄弟上市而可能获得过亿账面收入。对这类名人暴富故事，老百姓关注、无数人眼红，媒体热炒也属正常现象。但像叶檀这样直接指控余秋雨侵吞国有资产的，还不多见。引用叶檀在评论中的原话，笔者也要问一声“为什么偏偏是余秋雨？”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余秋雨在去年“5·12”后写的一篇“含泪劝告”的博文。在那篇文章中，余秋雨劝告死难学生的家长不要被反华媒体所利用，这可能触怒了当时正在用大地震做文章的一些人的兴头，于是，一场媒体围殴就此拉开帷幕。先是余秋雨的“含泪”遭到猛烈批判，接着是他在文革中是否替四人帮写过文章的旧案又被翻出来炒作，而其后曝出的假捐门事件更是为围殴提供了棍棒，让余秋雨在道德上几乎破产。在围殴中，还涌现出易中天、五岳散人等批余专业户，余秋雨每有言行，这些专业户必跟而拍之。这一次，余秋雨即将通过股权投资发财，倒余派自然不会乐观其成，虽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因持有原始股而在中国股市暴富，但余秋雨想挣到这笔钱，看来并不容易。 与余秋雨，笔者除了在学生时期读过他的《文化苦旅》和一次没有回音的约稿外，便再无任何瓜葛。作为这场围殴的旁观者，笔者支持余秋雨的“含泪劝告”，对他在假捐门中的表现不敢恭维。但余秋雨究竟是好人还是坏蛋，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本文想谈的是文人倾轧、党同伐异。 现在的一些媒体，啥事总讲究个圈子。是一个圈儿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一个圈儿的，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你犯了某个圈儿的忌，就会遭到圈里人的群起围攻，像前两年饱受攻击的李敖，近来被扒皮的文怀沙、余秋雨，都是犯了某个圈的忌。依我看，这些圈子就像黑社会，虽然没有动手打打杀杀，但字里行间到处刀光剑影，凡事不问是非、先看帮派，合意者吹捧上天，不合意者就打入十八层地狱，往死里整。 拿这次叶檀的指控来说，给余秋雨扣上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却没有任何真凭实据，提出的四个问题更是近乎小学生水平，毫无说服力。下面就来看看她的四问：第一，余秋雨是文化名人，全国文化名人很多，为什么是余秋雨？第二，余秋雨是控股股东的亲戚吗？第三，余秋雨是不是需要激励的高管？第四，余秋雨入股，征求上海人民同意了吗？按照叶檀的逻辑，余秋雨入股，全国文化名人就都有资格入股；上海的企业改制，引入哪些股东都应该经过1800万上海人民的同意；余秋雨要入股，必须是控股股东亲戚或者企业高管。叶檀的这些质问，不知道依据的是证券相关法规的哪一条、哪一款，如果这种逻辑也能成立，是不是要把中国股市持有原始股的所有自然人都翻出来，按照叶女士的四条标准来判定是否侵占了国有资产呢？ 因为一篇博文就遭到围殴，余秋雨看来是因言获罪，有些人也是要拿他杀鸡儆猴。这两年，一些在媒体上混的人整天满嘴民主自由，可他们又哪曾给过别人民主自由？稍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扒皮揭老底，直到把人搞臭为止。可笑的是，这些人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可他们自己的做法和嘴脸实在比文革小将们不遑多让！ 媒体是社会的良心，不是小利益集团的工具。拉帮结派的媒体人虽然团结力量大，捧红了自己搞臭了别人，但他们却背弃了诚信客观，愚弄了社会公众。这样的帮派就算把自由主义的法螺吹得震天响，也掩盖不住他们党同伐异的暴戾。 生平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汉族。常受四五“学者”攻击，对余批判的文字常见诸报纸、网络。 现任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文化总策划。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担任上海市咨询策划顾问、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并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鲁迅文学奖、台湾白金作家奖等。 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他在长期钻研典籍后离开书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辞职远行，考察并阐释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他所发现并写到的地点，后来大多成为海内外民众争相游观的热点。在这过程中，他又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崭新文体而开启一代文风。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为了对中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他与凤凰卫视合作，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行四万公里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亲身考察了人类全部重要古文明的遗址。此后，他又考察了欧洲96座城市，继续对中华文明作比较研究。这种空前规模的文化考察通过全球电视直播感动了世界，他多次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演讲中华文化，并成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世界华商大会、全球企业家峰会的首选文化演讲者。他的书籍，长期位列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国内，2002年统计的全国十年来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他一人占了三本。目前，他是公认在全球各华人社区影响最大的极少数作家之一。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最近几年，他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鼎极摄影文化等机构评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文化传播坐标人物”、“2007十大学术精英”之首，又被世界华人经济测评体系授予“影响世界100年100位杰出华人奖”。2008年6月上海市政府教育委员会决定建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主要从事文化散文写作和艺术理论研究。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文革”期间，余秋雨的父亲被同事诬陷错划为“右派”，叔父遭到红卫兵及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自尽。1969—1971年，余秋雨赴江苏吴江县太湖农场劳动（即下放五七干校）。学校复课后参加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发起、组织的大学教材编写。1975—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宁波市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称号。 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1992年7月起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1992年余秋雨辞去上戏院长职务。 2004年2月18-19应邀走进百家讲坛，主讲《余秋雨解剖文学》
⑧ 余秋雨身家过亿成股神是怎么回事
说个大概吧..
十年前，他有一两百万，没什么奇怪的吧？
他拿了200万投在徐家汇的某个商业项目，成了小股东...
十年过去了，项目资本运作上市了,手上所持股票按每股价格折算...算下来，身家过亿...
给我分不?
⑨ 上海人余秋雨
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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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商城是证券市场瓜分财富的经典样本
2011-3-3 新京报
3月3日，徐家汇商城上市交易。
证券市场溢价极高，净资产注入最高可以获得十倍以上溢价，证券市场成为中国财富分配的主渠道之一。徐家汇商城是公众利益受损、少数人暴富的样本。
余秋雨等自然人没有成为徐家汇商城自然人股东的资格。
徐家汇商城自然人股东进入的过程是历史的产物。由于职工持股会与工会不能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的规定，2001年六百解散职工持股会，转让24.5%的职工股。对于内部职工股的受让人，有关规定有明确限制。
根据1993年7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定》第六条，公司法人股东单位（包括发起单位）的职工、公司非全资附属企业及联营单位的职工、公司关系单位的职工、公司外的党政机关干部、公司外的社会公众人士、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和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人员不得成为受让人。另据2002年2月《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管理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