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影响中国投资率的主要因素
我国未来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因此,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投资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第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环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将从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逐步转向比较富裕型服务类消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将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为主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为主。从长远看,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客观上要求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
第三,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后,投资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饥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政府职能正在不断转变,政府投资将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调节将更多地依赖市场而不是政府,从而使得两者的关系趋于协调,消费率上升,投资率下降。
第四,国内较高储蓄率仍将保持较长时间。在本世纪头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保持较高水平,较高的储蓄率通常与较高的投资率相对应；随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缓,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此间的投资率也将逐步降低。
综合以上主要因素对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影响,初步预计到201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5%-40%,消费率可能达到58%-63%；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达到30%-35%,消费率可能达到64%-69%。
一、影响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变化的成因,判断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从现阶段看,影响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预算软约束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投资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时期来,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认为加快发展就是加快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在扩大消费和增加投资上做文章,但扩大居民消费方面文章难做,甚至费力不讨好,因此,见效最快的办法就是增加投资。于是乎,各种开发区、科技园区随处可见,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结果,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
2、工业化进程导致投资比例提高。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会依次出现上升、下降和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由于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投资强度要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由此必然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由工业品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会提高,并引起消费率上升和投资率下降。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趋于稳定。我国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目前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重化工业阶段。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必要的。
3、现阶段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正处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使居民预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其结果,居民消费意愿降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0.768和0.741,分别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乡"二元"经济分割,使得农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经济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导致消费率偏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该比率为38.9%。1979-2003年,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年均增长7.1%,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2.3个百分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率(=100×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48个百分点。
二、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合理性判断
1、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资率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1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27个百分点。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1978-2003年平均为59.2:38.7,其中,"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九五"期间(1996-2000年)平均为59.5:37.5。
分时期看,第一阶段(1978-1984年),我国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调整,包括调整了分配政策,压缩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与消费关系逐步得到理顺。这期间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为65.5%；而同期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为34.2%。这种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变化带有一定的"矫正和补偿"性质。
第二阶段(1985-1988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一次通胀时期,在此时期内我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投资增长明显加速,投资率平均高达37.5%,比第一阶段上升了3.3个百分点；消费率平均为64.1%,比第一阶段回落了1.4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89-1991年),为治理整顿时期。针对第二阶段经济出现过热状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投资率从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为35.8%,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7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显著回落(因压缩力度过大)导致居民收入(进而导致消费)增长放慢,消费率也呈下降趋势。消费率从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为62.5%,比第二阶段回落了1.6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2-1994年),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第二次通胀时期。从1992年开始,全国又掀起了一个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在此时期内,投资率平均高达41.0%,消费率平均为58.8%。
第五阶段(1995-2000年),为经济软着陆时期。针对上一阶段经济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以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投放为主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经济于1996年基本实现了软着陆。但从1997年起,国内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在此期间,投资率从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为38.0%；消费率则从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为59.2%。
第六阶段(2001-2003年),为投资率迅速回升时期。随着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的释放,投资增长开始加快。在此时期,投资率从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最高点,平均为40.3%；消费率则从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平均为57.6%。
从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可以发现如下规律:
一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基本上分别围绕40%和60%上下波动,并且波动幅度有逐步缩小之势,表明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渐趋稳定。
二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总体上,投资率呈稳中趋升之势,而消费率则呈稳中趋降之势。
三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资与消费关系波动较大,主要表现为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这表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四是消费率长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农民消费率太低。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78-2003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平均为22.7%,低于城镇居民1.4个百分点。农民消费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长太慢。
2、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国际比较。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投资率为39.4%,世界平均水平为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19.3%、14.3%和23.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我国高投资率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毕竟水平太高(见表1)。
对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2年,我国消费率为58.0%,世界平均水平为80.1%,低收入国家为80.7%,中等收入国家为74.3%(其中,上中等国家为75.2%,下中等国家为72.4%),高收入国家为81.0%。再如,2002年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消费率分别为81.2%、78.8%和68.9%。显然,我国目前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2)。
3、我国现阶段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理性判断。从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变化轨迹看,一方面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则又是不合理的。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偏低近20个百分点。事实证明,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消极后果。投资率长期偏高,会加剧能源和运输供求紧张矛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都与投资增长过快密切相关。消费率长期偏低,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投资效益下降。长此下去,必然是银行呆坏账增多,金融风险增大。
如果剔除经济高增长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资率平均为37.8%。该投资率可作为判断合理水平的一个参考值。
如何透视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
一、积累与消费的基本概念
积累与消费是社会产品最终使用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构成社会最终需求的两大因素。积累与消费的概念,是通过统计指标来体现的,而反映积累与消费的统计指标,则因实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异。
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核算体系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在此体系下,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总量指标是国民收入,即一定时期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净产值之和。积累额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以及增加社会储备的部分,消费额是指用于居民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部分。积累额和消费额之和等于国民收入使用额。由于MPS的生产范围局限于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国民收入使用额及其中的积累额和消费额,都限于物质产品,其价值形态是物质生产部门新创造价值的总和,其实物形态是全部消费资料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期准备,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始实施新的核算体系,生产的范围由原来的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包括所有行业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核算国民经济运行的总量指标由原来的国民收入改为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积累和消费的指标也相应地改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因此,积累与消费的概念随之为投资与消费所取代。投资与积累的区别主要在价值构成上有所不同:积累是新创造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转移价值(即C1)；而投资则包括折旧价值,因为它是社会最终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之一。消费的概念也不一致,MPS体系下的消费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而新核算体系下的消费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且包括服务消费的价值。
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使用的总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是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建造、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价值,扣除销售和转出的固定资产后的总额。存货增加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存货包括生产单位原材料、燃料、产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库存,销售单位商品库存,以及物资储备等。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用于消费的指标是最终消费,指在核算期内为满足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对于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指常住居民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和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消费和投资外,还包括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价值,即出口减进口后的差额。消费、投资、净出口共同构成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其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实质上是经济运行中建设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一关系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两者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二、怎样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一)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合适指标:投资率和消费率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用统计指标来反映就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即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中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总额所占的比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投资率
投资率,又称资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100%
2、消费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的比重,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用公式表示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法GDP)×100%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口径计算的投资率与消费率,能较准确地、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它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用于建设与用于生活的比例关系,同时,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便于进行国际比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投资率和消费率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除用于投资和消费外,还用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由于净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使用额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根据国民核算的定义,资本形成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另一部分是存货增加；最终消费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费,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费。
(二)社会上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其他方法
社会上计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方法很多,这里列举一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投资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通常的投资统计指标,指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这个指标与国民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在具体内容上有不少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是资本形成总额中包含了库存增加额,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包含这一项。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对应关系看,如果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加一块减一块。所加的一块为:总投资50万元以下的建设项目完成的投资、商品房销售增值、非生产资产的所有权转移费、矿藏勘探支出、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价值和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所减的一块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所含的购买旧建筑、旧设备的价值和土地购置费,因为它们不是核算期内所形成的固定资产(见表3)。
2、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计算消费率
这种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费率。原因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能代表全部最终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仅是最终消费中的商品性货物消费,之外的服务消费以及实物性消费、自产自用消费和其他虚拟消费都不包括在内。比如,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5842亿元,最终消费为6705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最终消费的68.4%。这种方法的分母也有问题,因为它用的是生产法国内生产总值,正确的指标应是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见表4)。
总之,这种方法,所涉及的指标在范围和内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确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符合国际规范。
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关键在于取得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基础数据涉及专业统计、部门统计和有关财政决算及行政记录资料。但是,现有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来源存在较大缺口,作为测算投资和消费主要资料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货统计、消费品零售统计、住户消费统计以及财政支出决算,其口径范围、资料内容、提供时间,都还不能完全满足测算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要求,这是我们面临一大难题
『贰』 2003年、2004年，我国投资率为47.2％、51.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消费率为55.4％
答案B
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余下的那部分净产品，用货币表示就是净产值，称作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劳动者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标志着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产水平的能力。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要广泛地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增加产量降低能耗，实现国民收入的迅速增加。国民收入的分配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还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要求是：在生产发展、国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积累部分和消费部分都有所增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必须同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相一致；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还应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叁』 中国対外投资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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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2008 年~2010年中国投资率、消费率分别是多少
我看到的资料，投资率：09年是47.5%,10年是48.6%。
消费率：09年是48.6%,10年是47.4%。
『伍』 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消费率低、投资率高、储蓄高的原因
一、我国消费率低的原因
1.劳动力充分压制工资。我国目前大约有1.5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每年还有至少几百万农民工继续进入城市。在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进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并压抑了大众消费的增长，导致最终消费增长滞后于GDP增长的情况。
2.收入差距致储蓄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收支调查数据，10%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率高达96%，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消费率只有63%。而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快于低收入居民，这会导致平均的居民储蓄率上升而消费率下降。
3.相关制度需要健全。在改革进程中，我国工资水平从政府决定转向了由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但保护劳工的立法和社会保障、公共福利等制度尚未健全。在劳动者收入单纯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没有形成补充市场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没有自发机制来保证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发生明显改善，但亟待进一步健全。
4.企业带动储蓄上升。企业储蓄迅速上升，成为带动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我国目前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和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制度，诸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收益和国有企业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从而使企业未分配利润越积越多，成为企业储蓄的重要来源。
5.公共服务激励不足。各级地方政府对扩大产出规模、加快经济增长有强烈的冲动，而在完善公共服务和实现充分就业方面激励不足，过多地鼓励资本密集的大项目投资和大中型企业发展，而对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发展缺乏重视，这使要素配置发生倾斜，企业规模和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因而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费率的下降。
6.公共资金存在漏洞。政府的公共资金和资源管理体系存在漏洞，制度规范不健全，透明度低，特别是对预算外资金的征收和使用更缺乏监督，导致了公共资金使用不当、流失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二、中国投资率高原因
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分房逐步取消，使长期被压抑的需求迅速释放。因此，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从1998年到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614亿元增加到1315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2.0%，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消费有其双重性，对个人而言，住房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投资品。既能促进装修等消费，也会抑制其他消费。旧体制下，住房通常是福利性消费，不需个人直接支付消费成本，个人收入可以更多地用于其他消费；在新体制下，住房逐渐成为商品，个人消费时需要直接支付费用，这必然挤压个人的其他日常消费。2004年个人购买商品房已占商品房销售的90％以上，这也是为何现阶段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积极财政政策
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国家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由此形成了数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经过若干年不断的追加投资，国债投资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出来，形成了较强烈的投资惯性,一些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表现尤为突出。如，总投资262亿元的青藏铁路，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的西气东输管道工程，总投资近50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10多万公里的县际和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旧房屋改造投资也大幅度增加。
3.重化工业加速发展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向住、行转变，住宅、汽车、电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产业的发展。2004年我国规模以上重工业占工业比重达到66.5％，比1998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2004年，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6.3%，其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增长98.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41.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6.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4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32.7%，均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8%的增速。
4.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较低、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资本加速向中国投资，一些产业加速向中国转移，7年（1998-2004）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3402亿美元，比前19年（1979-1997）的总和还多1201亿美元。利用外资又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达到71％，比199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与此相伴，一些高耗能产业也在向我国转移，许多是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进入我国的。2004年我国已成为钢铁、铝锭净出口国。
三、中国储蓄率高原因
1.居民收入增加，为储蓄猛增奠定基础；
2.城乡居民个人特别是农村居民个人的投资渠道狭窄，消费制度改革迫使居民将储蓄作为最钟情的投资方式；
3.消费领域信用水平低下，使居民即期消费下降；
4.价格心理预期走低，延迟了居民即期消费行为；
5.高收入阶层消费饱和，投资渠道不畅，货币沉淀于长期储蓄 ；
6.非居民性资金的流入构成的“假性”存款占相当比重；
7.股市行情不尽如人意，投资者从股市撤资，部分资金流向储蓄；
8.信贷消费没有得到全面普及，居民消费水平处于升级储备期；
9.社保体制不健全，资本市场效率低。
『陆』 中国的投资率比发达国家高很多啊，这是一件好事么
这说明中国有很多人像投资，想致富，想摆脱现在的生活状态，对现实的不满。（这是消极的想法）
也可以说明，中国正在逐步的追赶这其他发达国家，不甘落后。
『柒』 中国政府投资没有效率，但是GDP却一直快速增长，如何理解这个悖论
诚如你所说，政府投资的时效性的确有待加强。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基数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说企业在多范围内进行投资，你可以研究一下钢铁业，工程机械行业等等近几年对海外的投资攻势相当猛烈。
还有一点投资只是GDP的一部分，中国大部分GDP增长都是依靠内需，而且又伴随国际汇率波动较大，等等一些其他因素，你是在用一个片面的问题去解释一个宏观的数据
『捌』 从发展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和投资效率会如何变化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和投资效率会不断地提高。
『玖』 如何提高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基础设施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投资合理与否是较为关键的。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权威报告显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投资需求系数达到3.1～3.8，即政府对于基础设施每投入1美元，就能拉动社会投资需求3.1～3.8美元。
至于效率问题，它可以理解为投资恰当与否、应用恰当与否，与资源间的相互关系。我觉得做好3个层面的内容，即投资前的必要性评估——投资过程中的质量监管——投资后的运营绩效评估。
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庞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少的资源浪费，会影响对其他资产的投入，所以前期必要性的必须的。
其次，现在中国社会存在很多上、中层剥削，下层偷工减料的情况，所以质量监督，严格考核是关键。
再来，对后应运营合理评估，是便于后期正常运转、定期维护、追加投资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和重要部分。
个人认为找准这几点就能提高投资效率。
『拾』 中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多少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可以难倒所有研究中国企业的专家学者即使在企业家当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们自己的企业，对这个简单的问题给出一个令人满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曾经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投资公司负责投资中国的企业，令他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根据中国企业的数据来估算资本的回报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国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资本回报率，而在印度，资本回报率则受到相当的重视。 我有许多海外朋友，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中国经济如此繁荣昌盛，都希望能够参与中国的淘金热，但从心底里对投资中国的企业没有信心，主要就是担心资本的回报率可能太低及没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当世界银行的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此处净资产为总资产减去非股东所属总负债，也可称作股东资本，英文为equity或equitycapital)从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7.4％上升到16％，而且中国企业拥有大量的现金收入时，许多长年从事中国企业投资的业界精英感到十分震惊，甚至气愤。如果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是如此之高，为什么他们作为投资者居然感觉不到？在这些投资者看来，世界银行的报告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定是大错特错！ 在这些投资者当中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他曾经是美国顶尖商学院的教授，目前则是著名的美国新桥投资的合伙人，他就是单伟建博士。单先生在《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华尔街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海内外媒体连续撰文反驳世界银行的报告，而世界银行的学者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给出回应，一些著名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南方周末》编辑希望我对这场论战作些评论，帮助读者理解分歧的原因及其政策意义，这又再次让我为难，因为论战的双方都是我的朋友。 理论上，资本回报率十分简单清楚，就是利润与资本之比。可实际上，利润与资本在中国企业现有的会计、税收及所有制环境下都不容易测量。 首先，资本是什么？是注册资本、固定资产、股本、总资产，还是总资产减去欠股东之外的所有负债、净资产？如果是股本或净资产，应该按市场价算还是按账面价算？ 利润又是什么？是不是企业会计报表中报告的利润？企业会不会为了少缴税而隐藏利润？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会计制度及税率并不相同，他们的利润计算方法也就不一定相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还没有上市，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的资本与利润的计算方法也不一样。中国企业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在改革中也不断发生变化。 可见，要计算及比较中国企业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变化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国企业的股东极其不利，错综复杂的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内部人控制的机制，使得外面的股东根本就不知道资本的回报率是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东至今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有没有分红的权利，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分红。 在这种背景下，单伟建先生根据他的观察、经验与对数据的推算，断定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远比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要低时，几乎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可以清爽地驳倒他的论点，因为单伟建先生心目中与西方国际市场惯例一致的资本回报率在中国基本上是无法可靠地算出来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企业在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制度实施方面的缺陷导致投资者的实际真实资本回报率往往远低于潜在的或隐藏的资本回报率。单伟建先生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由于在制度基础设施方面的低效率而导致的对投资者而言资本的低回报、低效率。 可惜，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并不是投资者，他们考虑的是整体宏观经济的效率，而不仅是投资者的资本回报及投资效率。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利润，没有给股东带来任何回报，但却能给职工付更高的工资，有更多的现金流用来淘汰替换陈旧的技术与设备，这些国有企业就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宏观经济的效率也由此有所提高。 世行研究报告主要是探讨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什么那么高及中国高投资率的资金来自何处。他们发现，企业留用现金收入在投资资金中的比重比通常想象的要高，而来自银行的贷款却比重较低。 从世界银行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需要特别担心微观层次由于会计、税率，及所有权制度导致的分配效率问题，因此，他们选择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这个宏观分析框架来计算资本的回报率。 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因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而导致的不同企业间的非可比性。国家统计局收集企业数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计算企业的增加值，而企业的增加值正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统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受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收入核算数据得出的资本回报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低于非国有企业及过去几年净资产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观结论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这些宏观结论对广大的投资者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中国的GDP增长一直接近双位数，可中国的股市曾经一蹶不振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投资者在股市无法获利而怀疑中国的GDP增长数字不对。同样，我自己的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近几年非常迅速，但这并不说明投资者能从中获利。 记得几年前，我在香港大学主持了一个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的论坛，当时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李扬(李扬新闻,李扬说吧)先生与单伟建先生也有一场类似的辩论。我当时总结时说了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我说“你们的观点我都同意”。为什么？我用了一个英文谚语解释：一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acupishalffullorhalfempty？)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的关键是搞清楚争论双方的角度及思维框架，而其中的一些技术细节及概念的误解，需要澄清，但并不重要。 在我看来，世界银行及单伟建博士的分析从不同地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政策问题：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会计、税收，及所有权制度及其执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稳固的产权基础设施，使得学者、社会、投资者都可以准确地理解及测算中国企业资本的回报率，从而大大提高投资的效率。中国的高储蓄及生产率高增长完全可以支持更高的有效率的投资，但必须控制低效率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