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进行我国风险投资的环境建设<论文>
现阶段中国创业资本的退出路径研究
一、一个悖论与一个假说:准创业投资的基础
创业投资,是产业投资的一种,又称风险投资、风险资本,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高科技项目及其产品开发领域,以期在促进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过程中获得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一般多以投资基金方式运作,表现为以设立公司等组织形式来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一种既承担高风险又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国外,风险投资始于二战后的美国,后来发展到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地区,已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
风险投资基金由风险投资公司经营。当1只基金的资产全部进行了投资后,风险投资公司可能组建第二只基金。在80年代中期,美国许多风险投资公司同时运行3、4只不同发展阶段的基金。风险基金为封闭式,但是,当基金寻找到合适项目全部投入后,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再组建新的基金。
所以,风险投资大多数是通过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具体运作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有些是象通用电器一样的大公司建立的,有些是管理家族资产的,如洛克菲勒家族,有些是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大部分都是合伙公司。合伙人一般有3到4个合伙人和大致同样多的联系人组成,他们聚在一起从大金融机构筹资后投资到快速增长的新公司。合伙人邀请一些著名的企业家组成一个委员会,一方面提高公司的声望,一方面帮助公司开拓商业联系,评审投资计划。 一旦风险投资的项目获得成功,投资者往往可以获得远远高于一般商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可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为了能让风险降到最低、保证高回报,风险投资多选择一群项目进行投资,并且与几个合作伙伴一道共同参与风险项目投资,严格选项。一般投资10个风险项目有5个失败、2个保本、3个成功,就能以成功的高额利润抵偿失败的风险损失,获得20%左右的平均回报率。
根据国际惯例,创业基金起码须兼顾创业企业和投资方两者的利益。对创业企业,要以资本、资产为资本经营服务,培育、扶持创业企业的发展;对投资者,要通过所投资企业公开上市、乃至向其它证券投资机构出售的方式,实现投资资产增值,为基金投资者谋取最大回报。
表1-1 中国与美国风险投资环境的比较
美 国 中 国
风险资本来源 充足的民间富余资金;众多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开完善的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养老基金,保险基金 资金缺乏、民间资金没有有效地组织;现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基金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尚有诸多限制
退出机制 NASDAQ二板市场;发达的产权交易市场;资产证券化程度高 国内缺乏中小企业上市的途径;产权制度制约
配套政策 有一整套相关政策法规;在税收方面提供优惠 没有相应法律政策规定;虽对高新技术企业有税收优惠;但对风险投资者没有优惠政策
道德风险 法规健全、信息充分、道德风险低 操作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约束不严、道德风险高
从表1-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风险投资环境的差距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不足,渠道单一,投资基金规模偏小。在美国有风险投资基金公司近1000家,而我国至1999年7月,只有80家风险投资基金。从国内目前已经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看,除外资投资基金外,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或金融机构出资的,私人、民间资本几乎没有。并且基金规模明显偏小,远达不到分散风险、建立投资组合的目的。
第二,缺乏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由于风险投资涉及到公司战略、经营管理、投资、财务金融及高科技等多方面综合专业知识,并要在投融资过程中解决一系列实际操作问题,因而需要风险投资人才既具备专业素养,又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国内,这类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人才少之又少。
第三,缺少真正的风险企业和创业企业家。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内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也名不副实,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导向不强,同时也缺少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因此,能吸引风险投资的项目不多。一些国内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后难以做成投资项目,除了其自身原因外,缺少有价值的项目和创业团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尚未解决。我国创业资本所投资的项目,不管项目开发的好坏,创业资本都无法退出。项目开发好者,企业价值初步形成或风险投资的价值形成了,但却找不到价值升值的渠道,既没有下家来接手,又没有更大的资金实力进行再次投资。项目开发坏了,清算不了,拖得风险投资公司耗时、耗力、耗资金,导致大量资金沉淀,从而大大影响了风险投资企业的良性成长。
创业资本运作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建立一套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其中风险投资的有效退出机制的建立显得十分重要。在国外主要是通过建立二板市场帮助风险投资企业实现成功的退出的。如美国的NASDAQ,欧洲的ESDAQ与EURO.NM。因此成熟的资本市场对于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国对股票上市在公司历史、净资产、利润率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一般难以达到。尽管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建立中国的CASDAQ,即第二板股票市场,根据风险企业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及技术人员的组成结构与水平,降低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标准,为其上市创造条件。但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成完善的二板市场的情况下,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确实可谓“万事不具备,只有东风”。可以说,我国风险投资业还处于萌芽阶段,只能称作准创业资本。面对这样的形势,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积极发展和利用准创业资本的主要退出路径意义十分重大。
二、准创业投资退出机制与路径的综合评述
创业投资退出路径选择的基本原理是,要么通过风险企业股票的公开上市转让股份,收回投资,或者不通过公开上市转让股份,或者创业者自己继续保留创业企业的股份,变风险投资为长期投资。创业投资退出路径选择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风险投资基金如何在现有经济环境下,有效运用拥有的风险企业的股权,实现风险投资收益最大化。
根据国外创业投资的退出经验,创业投资的退出路径不外乎:
(1)风险投资基金本身上市与回赎;
(2)基金所投资的目标企业上市;
(3)投资目标企业回购;
(4)其它退出方式。建立二板市场是前三条途径顺利运作的前提条件。第二板市场就是一国证券主板市场之外的证券交易市场,它的明确定位是为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融资服务,是一条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与主板市场相比,在二板市场上市的条件较低,中小企业更容易上市募集发展所需资金。
但是,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情况下,贸然开辟二板市场,会给广大股民带来很大的风险,并为投机者提供入市投机之机。此外,在我国目前一板市场还未健全之际,建立二板市场条件更不成熟,也难于在二板与一板市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主要考虑第四种,即其它退出方式。
2.1 利用香港及国外的第二板市场 世界各国在严格控制和管理主板市场上市公司以保证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都相继建立了以发行高科技的风险企业股票为主的二板市场。如美国的OTC(柜台交易)市场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NASDAQ(全国证券自营协会自动报价系统),就是为了那些不具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资格的中小企业的股票交易而建立的。OTC股票交易数量约占全美股票交易的35%,而在OTC上市的公司则已经超过30000家,是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数量的10倍。通过NASDAQ进行交易的则是OTC市场中最活跃的股票,目前有4800多家。英国在1980年底建立了二板市场,即AIM市场,已经有350个左右的高科技风险企业发行了10亿英镑左右的股票。日本政府也于1983年分别在大阪、东京和名古屋建立了二板市场。此外,还有比利时布鲁塞尔的ESDAQ市场、法国巴黎的Nouveavmarche市场,马来西亚、新加坡(即SESDAQ)也都先后开设了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建立,一方面为高科技风险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为风险投资的增值、退出提供了舞台。
表2-1 创业板与主板上市比较
创业板 主板
投资对象 专业及充分了解市场的投资者 所有投资者
证券类别 只接受股本证券及债务证券(包括期权、股权证及可转换证券 股本证券、债务证券、由第三者发行的衍生工具、单位信托基金和投资工具
市场的目的 为主线业务的增长公司筹集资金,行业类别及公司规模不限 目的众多,包括为较大型、基础较佳以及具有盈利记录的公司筹集资金
双重上市 容许双重上市,但无论作第一、第二上市均需遵守同样的规定 容许双重上市,但作第一上市及第二上市分别需遵守不同地规定
盈利要求 不设盈利要求 过去三年合计5000万港元,最近一年须达到2000万元港元,在之前两年合计需达到3000万港元
营业记录 需显示公司有两年的主要业务记录 需具备三年业务记录
主要业务 需主营业务一项而非两项或多项不相干的业务。不过,涉及主营业务的其它业务是可以的 并无具体规定,但实际上,主要业务的盈利必须符合最低盈利的要求
上市后的保荐期间 在上市第一个财政年度的余下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财政年度聘任一名保荐人,该保荐人只担任顾问 申请人上市后,将不需保留保荐人(H股发行人须于上市后至少一年内保留保荐人)
最低市值 无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市时不能少于4600万港元 上市时市值须达1亿港元
最低公众持股量 上市时至少须达3000万港元,而公众持股量平均须占已发行股本的20%-25% 5000万港元或已经发行股本的25%(以较高者为准);如发行人的市值超过40亿港元,发行股本的百分比降至10%
股东人数 上市时公众股东至少有100名 上市时最少有100名股东,而每100万港元的发行额须不少于3名股东持有
包销规定 无硬性包销规定,但如发行人要筹集新资金,新股只可以在招股章程所载的最低的认购额达到时方可上市 公开发售必须全面包销
保荐人资格 在过去5年内以保荐人的身份参与最少两次或以副保荐人的身份参与最少三次在主板或创业板已完成的首次招股活动 并无具体规定。实际上,如保荐人未能显示其具有所需的经验,则需要在两次已完成的首次公开招股活动中担任副保荐人后,才可担任主保荐人的资格
资料来源:《中国经营报》,1999年8月3日,第3版。
我国香港联交所理事会于1998年12月1日通过了设立香港创业板的方案,其上市规则建议稿于1999年6月出台。目前正处于紧锣密鼓筹备之中的香港二板市场已经正式命名为香港创业板(Growth Enterprise Market,简称GEM)。在香港的二板市场上市,则是我国风险投资从风险企业中成功退出的一个有效途径。自香港联合交易所准备开辟创业板的消息公布以来,国内很多企业便着手准备到创业板上市融资,并委托证券公司进行前期上市准备。
香港的二板市场对国内风险企业的吸引力最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科技企业上市审批条件较为严格,并且供小于求,而创业板上市的条件要宽松得多。二是通过创业板上市进行股份改制,创业板允许管理层拥有期股权。三是可吸引国外的风险投资基金。四是筹集资金既快又便捷。由于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规模较小,与主板市场相比单位成本相对较高,上市费用大约在1000万元左右。虽然创业板对企业没有规模要求,但考虑到上市成本的问题,一般选择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另外,如果证券公司有足够资金实力,企业只要缴纳一定的前期费用即可,待上市成功后再收取相应的费用。
但是,另一方面是香港二板市场对风险企业的监管比较严格:一是信息披露要求严格。主板市场规定半年披露一次,创业板对上市公司业绩要求一个季度公开披露一次,并且采用环比的披露方式(这一季度比上一季度的增长率作出比较)。如果这一季度的业绩偏差,那么将会直接反应到股市上。二是投资风险较主板市场大。对于投资者来讲,高风险投入,必然希望得到高收益的回报。如果公司发展速度低于20%的增长率,很难赢得投资者的青睐。三是对于公司董事结构的规定。创业板规定公司董事中必须有两名独立董事,对独立董事的要求必须是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的局外人,独立董事有权不经过公司绝大多数董事的同意,如果认为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时,可向联交所申请停牌,这一举措提高了监管力度。四是对发起人股东持股锁定的规定。发起人同时又是公司的管理者,要求所持股份必须在两年以后才可以转让。因此,发起人的利益必须与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五是与国内上市公司相比市盈率低。
目前,国内风险企业到香港二板市场上市的最大困难是证监会还没有出台上市规则,使其工作很难展开。再有国有企业是否能在香港上市及上市国有股占有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创业板上市规定管理层能否拥有期股权,对于这方面国家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政策的不确定造成工作模糊性。表现在判断企业的不确定性上,比如对什么是有价值企业、什么是发展潜力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是否符合境外投资者的胃口等判断没有把握。毕竟创业板是一种新的融资品种,没有前车之鉴。
除了利用香港的二板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企业同样可以利用前述新加坡等其它国家的二板市场,实现公开转让股权,收回风险投资。这一点类似于发行N股、GDR股。新加坡有两个资本市场,一个是当地企业上市的,另一个是以美元结算供外国企业上市的,但这个市场比较小,成交不够活跃。为吸引国际投资者,新加坡明确提出要成为亚洲的基金中心。
新加坡政府的态度比香港积极,比如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在中国内地投资,就是希望企业能去新加坡,而不去香港上市。二板市场上香港从政策优惠来讲不如新加坡,企业到新加坡上市,可以把总部搬到新加坡。
2.2 利用主板市场
由于国内二板市场尚未建立,除利用在国外及香港的二板市场公开上市退出途径外,主要应该借助主板市场,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市场产权交易功能,实现股权转让;或者利用产权交易市场,转让风险投资企业的股权。同时也应该其它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
的确,风险资本退出还有多种方式。比如,可以利用现有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实施资产重组吸收高科技风险资本,还可以通过投资分红与技术市场来进行股权出售。具体可以考虑如下几条适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路径:
(1)股份回购,即由风险企业收购部分或全部风险资本股份。例如,重庆“华邦”制药在短短几年内由一个4名员工、注册资本3万元的民营科研机构,发展成为利润千万元的高科技企业。这应得益重庆“高创中心”的孵化与渝高公司的风险投资。1996年底,高创中心向渝高公司和华邦员工转让了在华邦的全部股份,抽回了在华邦的投资,实现了资本的增值,收回资金120万元,为1993年入资额的近3倍。
(2)如果风险投资公司或股东有实力,可以长期持有风险企业的股份。例如,三家国外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亚信集团,因为看中了该公司的高成长性,准备长期持有,从公司利润中分享成果。在重庆高创中心完成对华邦的孵化使命后,渝高公司占华邦股本的52%。仅1997年,渝高公司从华邦公司分得了红利80万元,不仅收回全部投资,并且使公司股本大大增加。渝高公司对华邦的成功投资,主要是认准了华邦雄厚的技术力量及市场前景。
(3)卖青苗。如果存在二板市场的话,风险投资可把风险企业这粒种子培育成能抵抗一定风雨的小树以后再上市。但在目前情形下,也可以考虑卖“青苗”,即将风险企业出售给行业内的大公司或其它有实力的大集团继续孵化。例如,首钢集团特别注意经营领域的多元化,强调高科技作为首钢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不断收购青苗,兼并了一些小型科技企业,效果非常好。
(4)风险企业与大公司拼接在一起,到海外上市。目前我国国内企业越来越多地在纽约、东京、香港上市,而配上高科技项目,一是可以使公司较容易地获得上市;二是可以提高公司股票的价值。
(5)风险企业与国内上市公司合作,作为该公司的配股题材,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6)技术转让。如果风险投资公司实力较弱、急于变现,可以将科研成果申请专利,从专利转让费中收回投资。例如,北京烽森技术分析公司所投项目,除采取股份收益以实现变现外,还采取技术成果转让方式,取得技术转让费,收回原始投资。
三、准创业投资退出方式的比较与可行性研究 自1985年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宗旨而创办中国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对风险投资建立、设计和尝试的讨论中。期间,不少公司(包括政府成立的投资公司和一些上市公司)开始注重对高科技项目进行融投资;各地方政府开始专门成立专为小型高科技企业初创阶段提供投资服务的创业服务中心。一些国外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机构也已经开始在中国落户。
1992年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在中国成立美国太平洋风险投资基金后,即开始进行多家风险企业投资。1998年5月IDG设立的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宣布向成立于1993年的金蝶公司先期投入2000万元人民币,是迄今为止,IDG对华软件产业最大一笔风险投资,也是国内信息企业接受的最高的风险投资。1998年10月26日,国家科技部和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在京宣布,科技部将在未来7年内从该集团引进10亿美元,用以创立高新技术发展基金。1998年4月,因特尔、恒隆IDG及哈理森公司共同向“中文网络神探――搜狐”(SoHoo)注入近200万美元的二期风险投资。爱特信公司于1996年11月获得美国麻省工学院和商学院三位教授22万美元初期风险投资;爱特信公司采取“两头在外”的资本运作方式,即吸纳国外风险资本,严格按照国际通用的用人制度和会计原则,在国内成立实体,计划2001年在美国上市。四通利方凭借技术力量和庞大的客户群于1997年8月获得美国华登创业投资基金、罗伯特、史蒂文森高科技投资银行及四通集团650万美元投资合同。经过国际化改造以后的四通利方总资产达到1500万美元,比1993年的公司创立时增长23倍。继四通利方之后,还有亚信集团、多方伟博等信息技术企业成功地融入了美国及中美合作风险投资。
近期,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灶科技工业园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正筹建珠海晨星科技创业投资基金。该基金为公司型封闭式产业基金,先以私募方式设立,条件成熟时转为公募。基金规模为两亿元,转为公募时适当扩大规模。基金存续期限十年,存续期满后经批准可以续期两年。所以,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正面临着大发展的前途。
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先生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具有这样几个必备条件。首先要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其次是能够转化为现实产品的高新技术,第三是保证高新技术产业能够生根发芽的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需求,最后一个条件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通过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将高新技术组入传统的国有上市公司,逐渐改造现有企业的原有产品线、产品项目,或者增加新的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产品线,逐步淘汰原有落后的生产设施和产品,或者给处于困境中的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市场支持,则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渠道之一。
通过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利用上市公司的比较优势、集合高科技企业有关方面的特长,可以充分满足熊彼特所说的四个必备条件。上市公司是中国企业家的摇篮,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具有融资特权,可以便利使用证券融资渠道,能够有效地筹措发展高新技术需要的资金,上市公司具有完善的市场营销渠道、以及功能较为齐全的营销队伍。 截至1999年7月,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科技类公司中,主要包括电子类、通讯类、生物类、新材料类和机电类。分布情况,请参见表8-3-1。
表8-3-1 截至1999年7月底沪深两地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情况
高新技术类别 电子 通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机电及其它 合计
沪市上市公司家数 30 4 15 15 11 75
深市上市公司家数 26 7 9 5 13 60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报》1999年3月-8月。
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上市公司可以通过与风险企业资产重组,提升经营业绩,获得送股配股,或者增发新股资格,筹集发展高新技术项目需要的资金;通过与风险企业的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停止一些陈旧经营项目,上马高新技术项目。
国嘉实业是最早通过资产重组将主业改为软件的上市公司。其控股公司北京和德主要从事软件开发、高科技产品生产,和德的软件技术主要来自美国DEAL公司,其持有的90%北京国软软件公司股份与国嘉原有资产置换后,国嘉控股国软90%股份,同时,北京和德公司和美国US.I.I.I公司分别成为国嘉实业的第一、第二大股东。 汇通水利1998年利用配股资金投入3000万元于中软融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银行自动化系统软件,接着,中软融鑫又宣布投资1.17亿元,建设上海浦东融鑫软件园,建立上海软件开发基地。
其它通过资产重组方式参与软件行业的有,南华西1999年投资1000万元(占18%)与TCL集团,成立翰林汇软件产业有限公司。轻纺城与杭州新中大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组建杭州新中大软件有限公司,专门开发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宁波华通,协同公司第一大股东中物物资有限公司,与中科院下属公司合作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的中软软件产业有限公司,主要开发机顶盒用软件,以及“天天数学”软件、金融证券用掌上电脑调制解调器。五矿发展投资90万元现金,成立五矿腾龙软件公司,控股60%,主要开发网络软件和视频解码软件。还有中国武夷参股福州海峡软件园有限公司,海信电器与海信集团内部共5家法人共同组建软件公司,石达电脑收购东方铭泰软件公司,开发东方快车软件。
近年,有关上市公司经过资产重组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案例请参见表8-3-3。
表3-2 1998年通过资产重组介入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上市公司
公司 原来主营业务 主要重组内容
鞍山合成 化纤 通过大规模资产剥离介入生物医药
托普软件 机床 托普集团收购上市,介入软件产业
辽源得亨 纺织化纤 大规模资产重组介入软件产业
泰康股份 化纤 深圳聚友和成都振兴科技收购,同时反向收购成都聚友介入信息产业
广华化纤 化纤 从化博大实业公司收购,重组介入高科技农业和电子业
资料来源;《证券时报》1999年2月8日。
至1999年7月底,上海本地上市公司119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约12家,严格可以称得上高科技企业的,恐怕只有上海贝岭、复星实业、方正科技、三爱富、华东电脑5家。其中方正科技由原延中实业与北大方正经资产重组后才进入高新技术行业。在上海本地上市公司中,1996年以前上市的有92家,这些企业大多数经营业绩已经沦为壳资源,这些企业的产业取向急需升级换代,这就为通过资产重组方式发展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需要和可能。1998年,上海本地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案例中,涉及高新技术项目比例占全部33家发生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总数的20%。这些,为风险投资通过风险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退出变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表3-3 上海本地上市公司中的主要高新技术企业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贝岭 复星实业 方正科技 三爱富 华东电脑
从事的高新技术产业 电子元气件 生物医药 电脑系列产品 新材料 电脑系列产品
所以,通过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可以打通风险企业与资本市场的通道,可以成功地将风险投资退出风险企业。
改变风险投资退出思路,将风险投资的项目作为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的方式,也是可行的。按风险投资的本意,其投资目的是通过退出来获得高额回报,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在上海一百的视美案例中我们看到,上海第一百货进行风险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开创商业经营的新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属于长期战略投资。这是我国风险投资的新突破,必将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界思想的解放,为众多的产业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找到恰当的切入点。而上市公司通过风险投资的方式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资产重组,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风险资本的退出问题。
近日,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技术产权交易所同时成立。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选择处于风险期的中小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高新技术项目进行投资。待项目成长到成熟阶段,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所占股份,通过新建立的技术产权交易所或者其它途径,套现成货币资金退出。所以,风险投资的途径正越走越宽阔。
但是,中国要素市场的发育很不完善,尤其是股权市场的功能和层次单一,既无法提供经理股票期权激励高科技企业家,也无法提供高效的上市或退出的机会吸引风险资本的注入。因此,尽管我国的风险投资可以利用多种途径退出,但是在中国建立上市标准较低的专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势在必行。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资本市场发展初具规模,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特别是转轨过程中投资主体的培育经验)。这些对于二板市场的建设和整个资本市场的完善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风险资本市场与主板市场的建设截然不同(如“准入制”、低门槛、全面充分即时地披露风险和企业经营财务信息制度等),仅靠降低沪
❷ cas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可靠吗
既然是风险投资,你就要考虑清楚,投资没有绝对的可靠,都是有风险的
❸ 有两种情况可以引起投资的变化,一是利率从5%下降到3%二是实际GDP增加20
我国财政收入状况进行分析。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1.国际融资的限制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2.国内融资的限制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and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and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and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and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一)赤字规模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二)内债规模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三)外债规模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四)综合分析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综上分析,第一,无论是从赤字比率还是从国债负担率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还是从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来看,我国目前的赤字规模是比较适度的,不会引起经济混乱,反而从长期来看还能加快工业化进程。第二,鉴于我国目前财政收入体系状况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收支)划分现状的局限性,无论是从赤字依存度还是从国债依存度来看,无论是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还是从中央财政状况来看,中央财政收支规模过小,以至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也几乎将中央财政推向崩溃边缘。因此,我们的总体结论是:目前的财政赤字规模并不可怕,需要关注的可能是财政状况的恶化趋势;而当前是否要竭尽全力改善财政状况,最终取决于决策者是更关心财政状况,还是更关心国民经济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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