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改革与制度转型

① 比较转型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差异

在转型经济中,间接融资部分地解决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但间接融资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银行组织对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取决于银行机构活动的效率和成本。相对而言,资本市场不受中介环节的影响,其发育程度往往被作为金融效率提高的一种标志。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总是存在一定缺陷,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效率的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直接融资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间接融资相似的特征,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势明显下降,值得深思

特别提示: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途径

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是与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差、约束机制失衡、竞争水平低等特征密切相关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提高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效率,需要按照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基础,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

近年来,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虚假信息提供者的处罚力度,但信息真实性本身并不能解决资本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只有当真实的信息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中时,"真实性"才有意义。

"真实性"问题主要与市场的微观主体相联系。从理论上讲,如果处罚足够严厉,信息虚假的问题可以在一段时间得到迅速纠正。但仅依靠微观主体信息质量的改善,并不能解决股市投机性的问题。

在我国,政策信息、政府对上市公司的保护程度、企业可能发生的"资产重组"对价格的影响,远大于企业的帐务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可预期水平很低,经常会被投机者所利用,操纵股价。从这一点来讲,信息是否是可预期的比信息是否真实重要得多。

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政府信息的生成与传

播方式,避免突击性的政策调整与监管策略的变动；其次需要建立常规性的信息发布机制和约束机制,避免以"个案处理"的办法代替制度性建设。

第二,加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调整

从转型经济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一般经验来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如果不打破国有或准国有企业对直接融资方式的垄断,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很难实现。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和垄断相结合,在获得大量低效率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承担部分社会职能,企业经营者演变成"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复合体,大范围的投机与寻租行为就无法根本消除,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就无法形成。在保持国有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引入普遍的市场竞争,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股权结构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建立内生性约束机制

按照约束形成的机制,约束机制可以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外生性约束机制是在经济、金融运行外部形成的,体现的是"人的意志"；内生性约束机制是经济金融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体现的是"市场的逻辑"。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外生性约束机制生长旺盛,党的组织原则、社会道德、思想作风建设都可能演化成一种约束机制安排；而内生性约束机制的发育迟缓,在我国投资人对借款人必然承担的监督义务演化成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债权约束与股权约束的均衡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舆论约束和相应的市场法律保障体系也十分薄弱。

内生性约束机制薄弱的成因很多,其中对社会不安定的疑虑和对民间自发组织势力的担心,是影响投资人"自愿"承担监督责任和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已成为投资人与政府博弈的一个既定假设。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证明,缺乏源于市场内部、符合市场规律、遵守市场规则的约束机制,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第四,弱化政府的作用

由于金融特有的外部性,世界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都较为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加以控制或影响。在金融活动中,政府的影响力越大,积累的潜在风险也就越大,最终支付的代价也就越大,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例证。

弱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管理,而是在政府促进市场规则形成与政府替代市场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当政府减少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时,必然会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否则就会出现混乱。相反,当政府出于"自利"或"利他"的目的,认为不能放松对金融活动的干预时,就会形成市场对政府作用的惯性依赖。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政府的影响力就会演化成权力机构的自我增强机制,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对方方面面既得"权利"的挑战,面临的阻碍会逐步增强。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经历了多次"机构精简",金融管理部门在部门种类、人员数量、权力范围等方面都呈现出单调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失衡的资本市场的构成与规模

在资本市场中,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两种不同方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两个部分。

债券市场的发展始于80年代初期,起因是为国债的发行和交易服务。目前债券市场中的交易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券。由于我国企业债券项目的确定一直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沿用传统的审批模式,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总体上,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规模有限,据统计,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为83亿元,占债券发行总额的1.3%,占GDP的0.09%,企业债券余额为861.63亿元,占债券总额的3.93%,占GDP的0.96%。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0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接近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54%。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也逐年上升,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1.23%。

综合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来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扩张速度,资本市场对于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扩大。

二、低效的资本市场运行的特征

我国资本市场在量方面保持了快速扩张,但在质方面改善缓慢。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市场交易信息质量差,价格波动明显

信息质量、透明度及其与价格形成机制的联系,是资本市场效率的核心。尽管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具有弱有效市场的特征,但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信息质量以及价格对所有信息而不是特定信息的反应敏感性差的缺陷,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信息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源的信息"生产"质量差、数量小。这里不仅指上市公司"做假帐"、隐瞒"内幕信息",也包括与资本市场运行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生产"的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一直被冠以"政策市"的称号,从根本上说明管理层的决策信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信息,由于大量与股市相关的政策、监管变动缺乏规范的程序,难以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之中。这些信息一旦突然释放,就对股票价格产生剧烈影响。对于决策信息的扰动,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在事前消除,这一点应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

二是信息传播质量差、校验失灵。我国的信息传播媒体市场是严格管制的市场,大多数新闻媒体属国家所有,因而缺乏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质量的竞争约束。与此相类似的是证券中介机构,他们"共谋"造假所获得的收益也远大于损失风险,对信息进行虚假校验或不校验,自然构成了它们的占优策略。在约束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常用的处罚手段不可能战胜市场博弈的力量。

三是信息分布不均匀,利用效率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以散户为主,对于众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收集信息的边际费用远高于机构投资者、大户或"庄家",同时缺乏知识技术优势。当信息收集与整理的费用高于可能的收益时,收集与整理信息成为非理性行为。因此,打探庄家信息、跟庄买进,被散户投资者认为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最实惠。

资本市场中的这种信息机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不可预期因素对价格影响的权重大于预期信息,投资人随时都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形成了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二是广泛的从众行为增加了操纵股价的成功概率。这些因素与政策信息的不确定共同作用,造成股票价格大起大落,交易量变动剧烈。

第二,市场结构不协调,融资成本高

企业在不同的生产环境和生产阶段,所需资金的期限不同,愿意支付的融资成本和承担的义务与风险也不同。从总体上看,利用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是一个随机分布的过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也是平衡债权约束和股权约束、形成有效企业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极不平衡。

与股权融资相比,债权融资规模很低,并在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2000年企业债发行额只相当于A股筹资额的8.48%,如果将企业债券的特定发行方式考虑在内,大部分企业无法通过债权进行直接融资。

债权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股票市场低很多,截至2001年8月,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家数已达1151家,流通股份为1273.36亿股,而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公司企业债券仅有12个,发债主体6家,日成交金额平均不足5000万元。

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结构失衡,直接加大了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因无法进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就成为大多数企业直接融资的"独木桥"。由于我国对股票发行的规模管制较严,企业从需要融资到实际完成筹资过程所需耗用的时间很长,在这期间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融资的实际效果受到较大的影响。

企业融资结构的失衡,也加大了企业的外部监督成本和资本市场的总体管理费用。债权人和股权人对企业实施的监督是一个相互促进、密切相关的过程,在股权分散、"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代理人可以通过讨好部分大股东(比如关联交易)而损害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比如不分红),并可以利用虚假信息进行掩盖。此时,债权约束对于提高对代理人的整体约束水平十分重要。由于债券是固定承诺契约,它可以校正企业私有信息积累所产生的潜在风险的不断集聚。一旦企业债务出现问题,它就不可能再在资本市场中"逍遥"下去。

债权监督在法律上属民法范畴,债权人信息要求的强制性和对权益损害的追偿,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机制增强了违规处罚信息的可置信度,有利于降低资本市场的综合管理成本。反之,市场债权约束机制的缺乏,势必使金融管理当局独自承担大量监督职责,效率低,成本高。

第三,市场竞争水平低,约束力弱

有效的市场竞争是保证资本市场效率的前提,也是激励上市公司提高经营水平的动力。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依据的是企业的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和信誉,但当证券价格的变动脱离这些指标时,市场竞争就会演变成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越不稳定的企业,可炒作的信息越多,股价就会越高。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经常可以看到ST、PT股票价格高于多数正常交易股票价格的现象。

非效益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越大,资本市场的约束机制就越弱。通常,股东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参加股东大会)或"用脚"投票(卖出股票)的形式,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约束。但是,当投资人预期的价差收益远大于红利收益时,用手投票的约束机制失灵,投资人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不关注企业发展本身,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助长了上市公司对股东权益的侵蚀。

在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大量股东卖出所持公司股票,导致股价下降,直接影响到大股东的利益,主要股东会加大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约束。同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增加企业被收购的风险,企业管理者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威胁信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可置信信息,因而是有效的。但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多数是通过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评后委任的。他们的职业安全性与企业业绩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业绩的好坏只是影响管理者可支配权力和资源量的一个因素。投资人"用脚"投票并不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构成强制性的约束。

第四,产出弹性小,与间接融资变动相背离

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资本市场运行与经济运行高度相关,国民产出快速增长时,融资回报率高,融资量增加,股价上升；反之,则呈相反趋势。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变动的反应速度也就越快,资本市场对产出的弹性也就越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股市变化与经济周期变动的相关性较差(见图1)。

从另一个角度看,利用银行贷款调控货币总量,调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贷款总量的变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期望。从理论上讲,股价和融资量对这类信息变化十分敏感,但在我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见图2)。

第五,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体内循环"

在经济高涨时期,资本市场变化脱离经济变动趋势,可以用上市公司对盈利反应迟钝、没有同比例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来解释。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整个社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需求萎缩,社会资本形成需求也相应下降。此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在逻辑上难以解释。资本市场融资量减去实业融资需求后,多出了一块资金,这部分资金唯一的出路是流回到资本市场。这就造成了上市公司募集到资金后,迅速改变其募集资金投向,从事证券交易,形成"体内循环"。据2001年中报显示,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635家公司中,有95家进行了委托理财,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5%。考虑到有不少公司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在中报和年报中披露,估计至少有20%的募集资金重新流回了证券市场。

三、资本市场的作用与直接融资效率

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动员社会资金；二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增加居民的投资工具。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征,决定了直接融资作用在不同方面的效果差异很大。

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出弹性小、资本"体内循环",以及外部信息扰动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使得股票市场的致富效应很高。在股票价格上涨时期,大量居民涌入股市,直接融资在动员社会资金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变动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大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居民投资工具的多元化,股票市场的开户数增长很快。但仅就资本市场而言,交易工具仍旧比较单一,现货交易是唯一的交易方式。

促进企业改革,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是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核心目的。在传统体制下,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负责制",都没有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要么激励不足,企业缺乏经营活力；要么约束不足,企业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股份制寄予厚望,试图通过产权结构的变化,改善经济微观基础。因而政府一直鼓励股权融资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竞争水平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发展失衡,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监督机制孱弱,直接融资在强化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代表国有股或法人股的"关键人"控制、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者"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比较普遍。而我国的上市公司不仅兼有"关键人"控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内部人"控制,还同时并存着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严重扭曲。

经理管理人员的内部控制,又与股权分散、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和债权约束、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状况并存,目前对他们的控制主要采用外部行政约束手段。企业主管部门或控股公司、证券监管部门、国家工商税务部门,是决定这些"企业家"升迁奖罚的主要力量。由于上市公司利润最大化并不是这些部门的行为原则,企业经营活动脱离经济原则的趋势明显,这突出表现为肆意忽略中小股东的利益,编制各种迎合"上级"需要的虚假信息。

市场发展不协调、竞争水平低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直接影响了直接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各个国家资本市场融资结构和成本不同,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不一定会高出全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保证资金不断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近些年来一直持续下降,出现了所谓"一年盈、两年平、三年亏"的现象。

以上仅供参考，还请楼主雅正

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变化的原因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金融机构体系变化：大一统的金融百货公司——分业经营——混业经营趋势
原因：金回融市场不成答熟，监管不完善，机构内控制度有待改善、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
有混业的趋势是因为：国家趋势的金融全球化，监管一体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等。

③ 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深化国有金融机构改革。推动已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等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加强对基层机构的管理。理顺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正确处理好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切实提高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二是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大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鼓励各类银行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服务机构，完善落实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提高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抓紧制订《放贷人条例》。
三是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和规范债券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回购等政策措施，推进发行制度改革，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完善债券市场发行规则与监管标准。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探索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的运作模式。
四是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加快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推进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建设。稳步发展与住房、汽车消费等相关的保险，积极发展建工险、工程险等业务。积极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推动健康保险发展。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和保险资金投融资功能。强化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责任。
五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六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跟踪和评估，高度关注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流动性及资产负债变化，认真排查风险隐患，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和防控，维护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体系安全。

④ 金融体制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

保险小编帮您解答，更多疑问可在线答疑。

我国金融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难以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推进金融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形成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继续完善已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提高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能力，真正建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推进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强化内部控制，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加大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探索商业银行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改革。加大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力度。大力加强基层分支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和上市准备工作，着力推进“三农”事业部制建设。继续深化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不断推进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一批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为此，要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提高农村金融运行质量和效率，显著改善“三农”金融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改革。通过改革增加小企业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或小企业服务中心。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小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加强信贷机制创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确保全年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量高于上年。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四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及时完善业务规则，逐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抓紧做好股指期货推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推动部分改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消除改制上市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稳步推进创业板建设、新股发行制度等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步伐，有序推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证券期货新品种，不断提高市场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大力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促使我国债券市场逐步向健康、成熟、完善和开放的方向迈进。
五是继续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巩固发展保险公司改制上市成果，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在香港上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积极稳妥地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试点，鼓励保险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营销模式，维护营销队伍稳定，提高营销队伍素质。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鼓励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创新“三农”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推动农村相互保险和村镇保险试点。逐步扩大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试点区域。推动养老保险业务创新。引导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转型。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促进内控制度建设，以内控监管为抓手，堵塞保险公司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通过培育市场，完善行业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通过公司改革，理顺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制度，营造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进一步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中资企业外债试点，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完善全面的外汇债权债务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控能力。加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探索逆周期监管，不断完善具有前瞻性的监管机制。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积极推动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讨论制订。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的跟踪和评估，预防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

⑤ 经济体制改革的金融体制改革

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基本上遵循着先机构、后市场、再产品的顺序。金融机构改革经历了从银行体系到银行与非银行机构并存的多元化体系，再到分业管理框架下不同金融机构明确的分工体系，以及近年来着手试验的综合经营体系这样一个变革过程。在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市场化、从试点到推广、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金融产品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具体来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到随后的企业改革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处于研究和探索时期，实际上的改革相对滞后一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金融机构的框架体系，逐步形成多元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其中，监管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系统包括国家专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信托投资、租赁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但这一时期，金融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市场化程度很低。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形成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监管系统发展到一行三会。在银行系统中，又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建立了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也加快了进入步伐，再加上农村信用社及其他存款贷款类金融机构，整个银行系统呈现出多层次相互竞争的格局。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一些非银行金融中介，如证券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社保基金等等。同时，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的建立，改变了以前我国金融体系中有机构无市场的境况。分别于1990年底和1991年4月在上海和深圳成立的两个交易所，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成为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2003年至今，为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革和服务于直接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时期。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我国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使其成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具体内容包括，剥离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国家向国有银行注资，建立商业银行资产经营负债体系，强化以资产负债比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等等。近几年，一些新型的服务于直接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如各种基金管理公司、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快速发展;各种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更加丰富。总之，这一阶段的改革，使我国的金融机构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金融风险隐患基本得到控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平均约为5%以下，税后利润大幅增长;新型非银行机构发展迅速。三十年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整个转轨时期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改革的成就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建立了分工合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由货币、证券、保险、外汇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宏观金融调控已从直接控制信贷规模，转向了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金融监管明显加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币汇率稳定，形成了面向全球开放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三十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2)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3)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基本保证;(4)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是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基础;(5)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6)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推进改革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的新形势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展望未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一是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大力发展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二是进一步深化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三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四是推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五是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六是进一步规范金融监管，加强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

⑥ 如何进行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结合国情。中国金融改革已走到深层次阶段，利率市场化将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攻坚战。纵观世界各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总体上可以分为“外生推动型”和“内生演进型”，其中既有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成功案例，也存在一些国家的败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既需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也需要制度、习俗、惯例等“内生”条件的共同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有效方法，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应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配套的宏观环境、市场机制、监管制度以及微观主体，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之路。
二是大胆创新。当前中国金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错配，进而造成市场结构失衡。要打破困局，必须大胆创新，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与架构。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需要从多方面改革创新：比如,改变大银行垄断格局，为民营金融机构、小微金融机构提供政策性支持；突破中小企业股权交易的制度障碍，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分隔界限，拓宽中小型及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平台，整合互联网金融、传统银行的优势资源，实现金融生态多样化，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创新金融监管模式，等等。
三是以人为本。
一方面应推广普惠性金融理念。发展普惠金融，首要解决的就是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供给是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内生性力量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与小微企业平等对接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与考核政策，在财税政策方面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改进完善融资担保服务等多种金融机制，扩大金融服务供给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在以商业金融体系为主导的前提下，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才能让金融改革真正惠及民生，服务百姓。打造政策性金融体系，可从多方面入手：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让政策性资金和市场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大病医保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突出问题；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农业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着力做好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性金融服务。

⑦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⑧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怎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改革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现代金融制度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难以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要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推进金融改革，从根本上破除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金融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形成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
一是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继续完善已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提高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履职能力，真正建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推进业务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强化内部控制，建立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加大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探索商业银行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改革。加大上市银行信息披露力度。大力加强基层分支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农业银行的改革和上市准备工作，着力推进“三农”事业部制建设。继续深化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改革，不断推进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一批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的现代化银行。
二是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为此，要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有序发展小额贷款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提高农村金融运行质量和效率，显著改善“三农”金融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是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改革。通过改革增加小企业金融服务供给。进一步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不同形式的小企业信贷专营服务机构或小企业服务中心。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小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加强信贷机制创新，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质押等方式，缓解中小企业贷款抵质押不足的矛盾。落实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确保全年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量高于上年。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四是继续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妥推进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及时完善业务规则，逐步有序扩大试点范围。抓紧做好股指期货推出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适时推出股指期货。推动部分改制上市公司整体上市，消除改制上市遗留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稳步推进创业板建设、新股发行制度等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步伐，有序推出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证券期货新品种，不断提高市场运行的活力和效率。大力推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促使我国债券市场逐步向健康、成熟、完善和开放的方向迈进。
五是继续深化保险业改革，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巩固发展保险公司改制上市成果，推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整体改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在香港上市、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监管。积极稳妥地推进保险营销体制改革试点，鼓励保险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完善营销模式，维护营销队伍稳定，提高营销队伍素质。提升服务能力，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鼓励各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创新“三农”保险经营组织形式，推动农村相互保险和村镇保险试点。逐步扩大小额信贷保证保险的试点区域。推动养老保险业务创新。引导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转型。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大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建立并完善巨灾保险制度。促进内控制度建设，以内控监管为抓手，堵塞保险公司管理漏洞，提升管理水平。通过培育市场，完善行业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通过公司改革，理顺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完善制度，营造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六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改革，简化贸易信贷登记管理。允许企业出口收汇存放境外，进一步便利企业灵活运用外汇资金。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中资企业外债试点，统一中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政策。完善全面的外汇债权债务制度。
七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间的协调合作，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控能力。加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探索逆周期监管，不断完善具有前瞻性的监管机制。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监管。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积极推动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讨论制订。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的跟踪和评估，预防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努力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