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率

⑴ 中國投資佔GDP比重

新華網北京1月25日電（記者劉錚、劉羊暘）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25日宣布，初步核算顯示，2006年我國GDP為209407億元，增長10.7％，增速比上年加快0.3個百分點。 「2006年國民經濟總體呈現增長速度較快、經濟效益較好、價格漲幅較低、群眾受惠較多的良好發展態勢，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增強，實現了『十一五』良好開局。」謝伏瞻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這樣，從2003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長率一直在10％平台上加速。2003年的增長率為10.0％，2004年為10.1％，2005年為10.4％。 「2006年，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出台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有效地避免了經濟運行由偏快轉向過熱。」謝伏瞻說。 初步核算顯示，2006年四個季度的全國GDP增速分別為10.4％、11.5％、10.6％和10.4％，在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下，經濟運行總體比較平穩。 統計顯示，2006年我國糧食再獲豐收，全年產量超過49000萬噸。工業生產快速增長，效益提高。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6％，實現利潤增長31.0％。 投資增幅回落，消費增速加快。2006年，全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4.0％，增速比上年回落2.0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7％，增速加快0.8個百分點。 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全年進出口總額17607億美元，同比增長23.8％；順差達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5億美元。 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1.5％，漲幅比上年回落0.3個百分點。 城鄉居民收入加速增長。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實際增長10.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7.4％，增幅均比上年加快。 謝伏瞻同時表示，當前經濟運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包括農業基礎仍然脆弱，糧食穩定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投資消費關系不合理，國際收支不平衡和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仍比較突出；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任務仍十分艱巨。 「展望2007年，總的看，有利於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仍佔主導地位。2007年國民經濟仍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謝伏瞻表示。

⑵ 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國消費率低、投資率高、儲蓄高的原因

一、我國消費率低的原因

1.勞動力充分壓制工資。我國目前大約有1.5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每年還有至少幾百萬農民工繼續進入城市。在經濟高速增長、人均GDP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的充分供給壓制了工資水平的上升，從而導致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進而擴大了收入差距，並壓抑了大眾消費的增長，導致最終消費增長滯後於GDP增長的情況。

2.收入差距致儲蓄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鎮住戶收支調查數據，10%的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消費率高達96%，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消費率只有63%。而收入差距擴大意味著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長快於低收入居民，這會導致平均的居民儲蓄率上升而消費率下降。

3.相關制度需要健全。在改革進程中，我國工資水平從政府決定轉向了由勞動力的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但保護勞工的立法和社會保障、公共福利等制度尚未健全。在勞動者收入單純由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決定，沒有形成補充市場的保障制度的情況下，沒有自發機制來保證勞動者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正在發生明顯改善，但亟待進一步健全。

4.企業帶動儲蓄上升。企業儲蓄迅速上升，成為帶動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我國目前缺乏一套合理的資源稅體系和國有企業紅利分配製度，諸如石油、天然氣、煤炭等資源收益和國有企業利潤可以由企業支配，從而使企業未分配利潤越積越多，成為企業儲蓄的重要來源。

5.公共服務激勵不足。各級地方政府對擴大產出規模、加快經濟增長有強烈的沖動，而在完善公共服務和實現充分就業方面激勵不足，過多地鼓勵資本密集的大項目投資和大中型企業發展，而對勞動密集型的小企業發展缺乏重視，這使要素配置發生傾斜，企業規模和產業的資本密集度不斷上升，因而減少了就業機會，擴大了收入差距，加速了消費率的下降。

6.公共資金存在漏洞。政府的公共資金和資源管理體系存在漏洞，制度規范不健全，透明度低，特別是對預算外資金的徵收和使用更缺乏監督，導致了公共資金使用不當、流失和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惡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二、中國投資率高原因

1. 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
   1998年後，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城鎮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福利分房逐步取消，使長期被壓抑的需求迅速釋放。因此，房地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支柱性產業。從1998年到2004年，房地產開發投資由3614億元增加到13158億元,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2.0%，比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高7.1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佔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消費有其雙重性，對個人而言，住房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投資品。既能促進裝修等消費，也會抑制其他消費。舊體制下，住房通常是福利性消費，不需個人直接支付消費成本，個人收入可以更多地用於其他消費；在新體制下，住房逐漸成為商品，個人消費時需要直接支付費用，這必然擠壓個人的其他日常消費。2004年個人購買商品房已佔商品房銷售的90％以上，這也是為何現階段投資率高、消費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積極財政政策
   從1998年到2004年7年間，國家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由此形成了數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經過若干年不斷的追加投資，國債投資的累積效應逐步顯現出來，形成了較強烈的投資慣性,一些大的基礎設施項目表現尤為突出。如，總投資262億元的青藏鐵路，總投資超過1400億元的西氣東輸管道工程，總投資近5000億元的南水北調工程,10多萬公里的縣際和農村公路改造工程。此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危舊房屋改造投資也大幅度增加。
   3.重化工業加速發展
   隨著經濟發展，城鎮居民消費熱點向住、行轉變，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和基礎設施等產業快速增長，直接帶動了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等重化工業產業的發展。2004年我國規模以上重工業占工業比重達到66.5％，比1998年提高了9.4個百分點。2004年，製造業投資比上年增長36.3%，其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增長98.8%，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增長41.4%，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長26.9%，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增長43.2%，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增長32.7%，均超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5.8%的增速。
   4.承接國際產業轉移
   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較低、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國際資本加速向中國投資，一些產業加速向中國轉移，7年（1998-2004）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3402億美元，比前19年（1979-1997）的總和還多1201億美元。利用外資又主要集中在製造業，2004年外商直接投資中製造業的比重達到71％，比1998年提高14.7個百分點。與此相伴，一些高耗能產業也在向我國轉移，許多是通過加工貿易的形式進入我國的。2004年我國已成為鋼鐵、鋁錠凈出口國。

三、中國儲蓄率高原因

1.居民收入增加，為儲蓄猛增奠定基礎；

2.城鄉居民個人特別是農村居民個人的投資渠道狹窄，消費制度改革迫使居民將儲蓄作為最鍾情的投資方式；

3.消費領域信用水平低下，使居民即期消費下降；

4.價格心理預期走低，延遲了居民即期消費行為；

5.高收入階層消費飽和，投資渠道不暢，貨幣沉澱於長期儲蓄 ；

6.非居民性資金的流入構成的「假性」存款占相當比重；

7.股市行情不盡如人意，投資者從股市撤資，部分資金流向儲蓄；

8.信貸消費沒有得到全面普及，居民消費水平處於升級儲備期；

9.社保體制不健全，資本市場效率低。

⑶ 投資率的合理的投資率的確定

1.合理的投資率應與我國的國力相適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由溫飽型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人民對消費有了更高的需求，對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擴大投資、增加投資品和新型消費品的生產與供應，才能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住房、交通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所以，我國經濟的發展必須有一定的投資規模，即必須保證一定的投資率。
2.合理的投資率要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適應。
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合理的投資率必須服務於經濟增長的目標。在現代經濟中，投資是促進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由於投資所形成的固定資產的數量和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水平。因此，要有計劃地加速經濟發展速度或要達到某一經濟發展目標時，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資率。
3.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產業投資的協調，不可相互佔用。
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和消費存在著此多彼少的關系。積累本質上是為了擴大未來的消費。但積累比重過大，必然損害現期消費，從而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在發展中國家，適度抑制消費擴張，提倡節儉和擴大積累，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一個方面都有一個限度，不能走極端。若投資率過高，勢必影響消費，這已被我國發展的實踐所證實。若投資率過低，又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協調。
4.合理的投資率要有利於保持較低的失業率。
當前我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要實現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中的充分就業，合理的投資率應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構，從而降低失業率。
5.合理的投資率不應引起經濟過熱，以避免通貨膨脹。

⑷ 中國的投資率比發達國家高很多啊，這是一件好事么

這說明中國有很多人像投資，想致富，想擺脫現在的生活狀態，對現實的不滿。（這是消極的想法）
也可以說明，中國正在逐步的追趕這其他發達國家，不甘落後。

⑸ 2008 年~2010年中國投資率、消費率分別是多少

我看到的資料，投資率：09年是47.5%,10年是48.6%。
消費率：09年是48.6%,10年是47.4%。

⑹ 影響中國投資率的主要因素

我國未來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大因素。

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目前我國已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預計到2020年將實現工業化。因此,在工業化過程完成之前,投資率仍將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

第二,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環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將從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逐步轉向比較富裕型服務類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將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為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為主。從長遠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客觀上要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

第三,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後,投資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飢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府職能正在不斷轉變,政府投資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集中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調節將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而使得兩者的關系趨於協調,消費率上升,投資率下降。

第四,國內較高儲蓄率仍將保持較長時間。在本世紀頭10年,由於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國民儲蓄保持較高水平,較高的儲蓄率通常與較高的投資率相對應；隨後由於適齡勞動力增長放緩,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此間的投資率也將逐步降低。

綜合以上主要因素對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影響,初步預計到201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5%-40%,消費率可能達到58%-63%；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0%-35%,消費率可能達到64%-69%。

一、影響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對於解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變化的成因,判斷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從現階段看,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導致投資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時期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認為加快發展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許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官員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在擴大消費和增加投資上做文章,但擴大居民消費方面文章難做,甚至費力不討好,因此,見效最快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於是乎,各種開發區、科技園區隨處可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結果,投資增長大大快於消費增長。

2、工業化進程導致投資比例提高。各國工業化進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會依次出現上升、下降和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上升,由於工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其投資強度要遠大於第一和第三產業,由此必然引起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由工業品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提高,並引起消費率上升和投資率下降。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趨於穩定。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或重化工業階段。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過程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的投資率是必要的。

3、現階段居民的後顧之憂較多,使得消費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制度正處在改革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使得下崗和失業人數增多,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使居民預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預期支出增大,其結果,居民消費意願降低。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分別為0.768和0.741,分別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鄉"二元"經濟分割,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長期慢於經濟增長,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導致消費率偏低。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該比率為38.9%。1979-2003年,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年均增長7.1%,低於同期經濟增長率2.3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消費傾向的下降,農村居民的消費率(=100×農村居民最終消費額/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48個百分點。

二、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合理性判斷

1、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演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資率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15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27個百分點。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1978-2003年平均為59.2:38.7,其中,"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九五"期間(1996-2000年)平均為59.5:37.5。

分時期看,第一階段(1978-1984年),我國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重新調整,包括調整了分配政策,壓縮了固定資產投資,投資與消費關系逐步得到理順。這期間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為65.5%；而同期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為34.2%。這種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變化帶有一定的"矯正和補償"性質。

第二階段(1985-1988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一次通脹時期,在此時期內我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投資增長明顯加速,投資率平均高達37.5%,比第一階段上升了3.3個百分點；消費率平均為64.1%,比第一階段回落了1.4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89-1991年),為治理整頓時期。針對第二階段經濟出現過熱狀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頓"措施,大力壓縮固定資產投資。投資率從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為35.8%,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7個百分點。由於經濟增長顯著回落(因壓縮力度過大)導致居民收入(進而導致消費)增長放慢,消費率也呈下降趨勢。消費率從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為62.5%,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6個百分點。

第四階段(1992-1994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二次通脹時期。從1992年開始,全國又掀起了一個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固定資產投資迅猛增長。在此時期內,投資率平均高達41.0%,消費率平均為58.8%。

第五階段(1995-2000年),為經濟軟著陸時期。針對上一階段經濟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政府採取了以壓縮投資和控制信貸投放為主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經濟於1996年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但從1997年起,國內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在此期間,投資率從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為38.0%；消費率則從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為59.2%。

第六階段(2001-2003年),為投資率迅速回升時期。隨著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投資增長開始加快。在此時期,投資率從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最高點,平均為40.3%；消費率則從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點,平均為57.6%。

從改革開放以來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可以發現如下規律:

一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基本上分別圍繞40%和60%上下波動,並且波動幅度有逐步縮小之勢,表明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漸趨穩定。

二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總體上,投資率呈穩中趨升之勢,而消費率則呈穩中趨降之勢。

三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資與消費關系波動較大,主要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這表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

四是消費率長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農民消費率太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78-2003年,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平均為22.7%,低於城鎮居民1.4個百分點。農民消費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長太慢。

2、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國際比較。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投資率為39.4%,世界平均水平為19.9%,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其中,上中等國家為19.0%,下中等國家為25.2%),高收入國家為19.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投資率分別為19.3%、14.3%和23.9%。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於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我國高投資率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畢竟水平太高(見表1)。

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2)。

3、我國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理性判斷。從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一方面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大量投資,再加上我國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也需要大量投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是客觀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資率長期偏高和消費率長期偏低則又是不合理的。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投資率偏高近20個百分點,消費率偏低近20個百分點。事實證明,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後果。投資率長期偏高,會加劇能源和運輸供求緊張矛盾,加大通貨膨脹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幾次通貨膨脹都與投資增長過快密切相關。消費率長期偏低,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大量生產能力過剩,投資效益下降。長此下去,必然是銀行呆壞賬增多,金融風險增大。

如果剔除經濟高增長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資率平均為37.8%。該投資率可作為判斷合理水平的一個參考值。

如何透視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

一、積累與消費的基本概念

積累與消費是社會產品最終使用的兩個主要方面,也是構成社會最終需求的兩大因素。積累與消費的概念,是通過統計指標來體現的,而反映積累與消費的統計指標,則因實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異。

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的核算體系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在此體系下,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經濟總量指標是國民收入,即一定時期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凈產值之和。積累額是指國民收入中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以及增加社會儲備的部分,消費額是指用於居民個人的生活消費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部分。積累額和消費額之和等於國民收入使用額。由於MPS的生產范圍局限於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因此,國民收入使用額及其中的積累額和消費額,都限於物質產品,其價值形態是物質生產部門新創造價值的總和,其實物形態是全部消費資料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

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長期准備,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後,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核算體系,生產的范圍由原來的五大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包括所有行業的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核算國民經濟運行的總量指標由原來的國民收入改為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積累和消費的指標也相應地改為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因此,積累與消費的概念隨之為投資與消費所取代。投資與積累的區別主要在價值構成上有所不同:積累是新創造價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資產折舊這部分轉移價值(即C1)；而投資則包括折舊價值,因為它是社會最終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之一。消費的概念也不一致,MPS體系下的消費是物質產品的消費,而新核算體系下的消費不僅包括物質產品的消費,而且包括服務消費的價值。

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中,反映國民經濟最終使用的總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用於投資的部分是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建造、購置、轉入和自產自用的固定資產價值,扣除銷售和轉出的固定資產後的總額。存貨增加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存貨實物量變動的市場價值,即期末價值減期初價值的差額,存貨包括生產單位原材料、燃料、產成品、半成品、在製品庫存,銷售單位商品庫存,以及物資儲備等。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用於消費的指標是最終消費,指在核算期內為滿足居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對於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是指常住居民對貨物和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包括以貨幣形式購買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和以其他方式獲得的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以及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消費和投資外,還包括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價值,即出口減進口後的差額。消費、投資、凈出口共同構成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實質上是經濟運行中建設與當前人民生活的關系,這一關系處理是否得當,直接影響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增長。因此,在兩者間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關重要的。

二、怎樣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一)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適指標:投資率和消費率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用統計指標來反映就是投資率和消費率,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總額所佔的比重。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投資率

投資率,又稱資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投資率＝(資本形成總額/支出法GDP)×100%

2、消費率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法GDP)×100%

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口徑計算的投資率與消費率,能較准確地、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它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基礎,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用於建設與用於生活的比例關系,同時,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法,便於進行國際比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計算的投資率和消費率相加不等於100%,因為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投資和消費外,還用於凈出口(出口減進口)。由於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從投資率和消費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根據國民核算的定義,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另一部分是存貨增加；最終消費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

(二)社會上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其他方法

社會上計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方法很多,這里列舉一種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投資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是通常的投資統計指標,指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這個指標與國民核算中的資本形成總額指標在具體內容上有不少差別。最主要的差別是資本形成總額中包含了庫存增加額,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不包含這一項。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對應關系看,如果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轉換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則需要加一塊減一塊。所加的一塊為:總投資50萬元以下的建設項目完成的投資、商品房銷售增值、非生產資產的所有權轉移費、礦藏勘探支出、新產品試制增加的固定資產價值和未經過正式立項的土地改良支出。所減的一塊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中所含的購買舊建築、舊設備的價值和土地購置費,因為它們不是核算期內所形成的固定資產(見表3)。

2、利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消費率

這種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費率。原因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能代表全部最終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僅是最終消費中的商品性貨物消費,之外的服務消費以及實物性消費、自產自用消費和其他虛擬消費都不包括在內。比如,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最終消費為6705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最終消費的68.4%。這種方法的分母也有問題,因為它用的是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正確的指標應是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見表4)。

總之,這種方法,所涉及的指標在范圍和內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確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符合國際規范。

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關鍵在於取得可靠的基礎數據。這些基礎數據涉及專業統計、部門統計和有關財政決算及行政記錄資料。但是,現有國民經濟核算資料來源存在較大缺口,作為測算投資和消費主要資料來源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存貨統計、消費品零售統計、住戶消費統計以及財政支出決算,其口徑范圍、資料內容、提供時間,都還不能完全滿足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要求,這是我們面臨一大難題

⑺ 材料一：我國與世界平均投資率、消費率的比較 投資率 消費率 中國 423.% 55.5% 世界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