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缺乏监管的手段

① 金融监管的主要手段有哪些其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

金融监管的主要手段有:

1．公告监管
公告监管是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经营不作直接监督，只规定各金融企业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格式及内容定期将营业结果呈报政府的主管机关并予以公告，至于金融业的组织形式、金融企业的规范、金融资金的运用，都由金融企业自我管理，政府不对其多加干预。
公告监管的内容包括：公告财务报表、最低资本金与保证金规定、偿付能力标准规定。在公告监管下金融企业经营的好坏由其自身及一般大众自行判断，这种将政府和大众结合起来的监管方式，有利于金融机构在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由发展。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金融企业和公众很难评判金融企业经营的优劣，对金融企业的不正当经营也无能为力。因此公告监管是金融监管中最宽松的监管方式。
2．规范监管
规范监管又称准则监管，是指国家对金融业的经营制定一定的准则，要求其遵守的一种监管方式。在规范监管下，政府对金融企业经营的若干重大事项，如金融企业最低资本金、资产负债表的审核、资本金的运用，违反法律的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范，但对金融企业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预。这种监管方式强调金融企业经营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监管方式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于未触及金融企业经营的实体，仅一些基本准则，故难以起到严格有效的监管作用。
3．实体监管
实体监管是指国家订立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规则，金融监管机构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企业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实体监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融业设立时的监管，即金融许可证监管；
第二阶段是金融业经营期问的监管，这是实体监管的核心；
第三阶段是金融企业破产和清算的监管。
实体监管是国家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对金融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监管和规范监管更为严格、具体和有效。

② 简述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监管的措施

持续监管就是从审查批准金融机构准入市场开始到其退出市场为止，对整个经营活动过程进版行持续的权监督管理。相应的措施主要有：
1、进一步强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功能
2、加强与银行管理层的接触
3、在并表基础上收集、审查和分析相关银行信息，强化并表监管
4、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功能

③ 金融监管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金融监管的定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 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涵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编辑] 金融监管的目的和原则 [编辑]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编辑] 金融监管的原则 金融监管的原则为了实现上述金融监管目标，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坚持分类管理、公平对待、公开监管三条基本原则。所谓分类管理原则就是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分别管理。所谓公平对待原则是指在进行金融监管过程中，不分监管对象，一视同仁适用统一监管标准。这一原则与分类管理原则并不矛盾，分类管理是为了突出重点，加强监测，但并不降低监管标准。公开监管原则就是指加强金融监管的透明度。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监管时须明确适用的银行法规、政策和监管要求，并公布于众，使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明确监管内容、目的和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监管，同时也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 [编辑] 金融监管的方式 1．公告监管 公告监管是指政府对金融业的经营不作直接监督，只规定各金融企业必须依照政府规定的格式及内容定期将营业结果呈报政府的主管机关并予以公告，至于金融业的组织形式、金融企业的规范、金融资金的运用，都由金融企业自我管理，政府不对其多加干预。 公告监管的内容包括：公告财务报表、最低资本金与保证金规定、偿付能力标准规定。在公告监管下金融企业经营的好坏由其自身及一般大众自行判断，这种将政府和大众结合起来的监管方式，有利于金融机构在较为宽松的市场环境中自由发展。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金融企业和公众很难评判金融企业经营的优劣，对金融企业的不正当经营也无能为力。因此公告监管是金融监管中最宽松的监管方式。 2．规范监管 规范监管又称准则监管，是指国家对金融业的经营制定一定的准则，要求其遵守的一种监管方式。在规范监管下，政府对金融企业经营的若干重大事项，如金融企业最低资本金、资产负债表的审核、资本金的运用，违反法律的处罚等，都有明确的规范，但对金融企业的业务经营、财务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预。这种监管方式强调金融企业经营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监管方式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于未触及金融企业经营的实体，仅一些基本准则，故难以起到严格有效的监管作用。 3．实体监管 实体监管是指国家订立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规则，金融监管机构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对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企业进行全方位、全过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实体监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融业设立时的监管，即金融许可证监管； 第二阶段是金融业经营期问的监管，这是实体监管的核心； 第三阶段是金融企业破产和清算的监管。 实体监管是国家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手段对金融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监管和规范监管更为严格、具体和有效。 [编辑] 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综合世界各国金融领域广泛存在的金融监管，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具有以下深层次的原因和意义： 金融市场失灵和缺陷。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主要针对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规模不经济及外部性等问题。金融监管试图以一种有效方式来纠正金融市场失灵,但实际上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监管的效果而不是必要性方面。 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由于制度性或其他的变化所引发的金融部门行为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款人( 个人或集体) 必然会评价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但在受监管的金融体系中，个人和企业通常认为政府会确保金融机构安全，或至少在发生违约时偿还存款，因而在存款时并不考虑银行的道德风险。一般而言，金融监管是为了降低金融市场的成本，维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众对金融的信心。因此，监管是一种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旨在提高公众金融信心的监管，是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 现代货币制度演变。从实物商品、贵金属形态到信用形态，一方面使得金融市场交易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一方面导致了现代纸币制度和部分储备金制度，两种重要的金融制度创新。 信用创造。金融机构产品或服务创新其实质是一种信用创造，这一方面可以节省货币，降低机会成本，而另一方面也使商业性结构面临更大的支付风险。金融系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最为典型的经济系统之一。任何对金融机构无力兑现的怀疑都会引起连锁反应，骤然出现的挤兑狂潮会在很短时间内使金融机构陷入支付危机，这又会导致公众金融信心的丧失，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金融的全球化发展将使一国国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金融市场的作用表现的更为直接迅速。 [编辑] 金融监管的对象与内容 1．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 金融监管的传统对象是国内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的对象逐步扩大到那些业务性质与银行类似的准金融机构，如集体投资机构、贷款协会、银行附属公司或银行持股公司所开展的准银行业务等，甚至包括对金边债券市场业务有关的出票人、经纪人的监管等等。 目前，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视为金融监管的对象。 2．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等；对会计结算的监管；对外汇外债的监管；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对证券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信托业的监管；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 其中，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监管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银行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率、存款保护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编辑] 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金融监管制度先于中央银行制度而出现，但金融监管并不是中央银行的产物。 ；一、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以前——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自然发轫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特点具有自发性、初始性、单一性和滞后性，对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与主观认识不足，处于金融监管的初级阶段。 后果：自由经营银行业务造成的投机之风盛行，多次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严格监管，安全优先 这一阶段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而严格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对金融机构具体业务活动的限制，对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限制以及对利率的限制等方面。 影响：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健经营与健康发展，恢复了公众的投资信心，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复苏与繁荣。并且，金融监管的领域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开始形成各自不同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3．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效率优先 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便是放松管制，效率优先。 客观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加大了商业银行在开展国际业务过程中的汇率风险；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资本出现了相对过剩，银行经营日益国际化，全球性的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创新浪潮使建立于30年代的金融监管体系失灵。 理论背景：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派从多个方面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尊崇效率优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对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提出了挑战。 4．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全与效率并重 90年代以来的金融监管最主要的特征是安全与效率并重。 背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与自由化带来的金融风险更加复杂，并具有国际传染性。有效的金融监管要求政府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二、《巴塞尔协议》与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染性加之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使有效监管跨国金融机构并非易事，这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合作。1974年成立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颁布的一系列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的重要协议，约束、引导着各国金融监管行为。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路径 《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神圣公约”，从其诞生至今已有三个版本。每一次演变都体现了金融风险的变化，蕴涵着金融监管的新方向。 1．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即《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是以跨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核心（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为8%）、以信用风险控制为约束重点的单一资本充足协议。 主要内容：界定了银行资本的组成，规定核心资本要占全部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应超过资本总额的50%。同时，对不同资产分别给予不同的风险权数，换算为风险资产，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与风险资产比率最低为8%，核心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例不低于4%。 意义：1988年版本使国际银行业监管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统一标准。实践证明，资本充足率这“一条铁律”适用于全世界所有银行，深入人心。 2．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产生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十分活跃，银行业深深介入其中，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对银行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仅仅强调8% 这“一条铁律”很容易导致银行过分注重资本充足率，从而忽视银行业的赢利性及其他风险。 主要内容：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全面风险管理思路，强调从银行申请设立到破产倒闭的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的风险监管，将源于银行的外汇、交易债券、股票、商品与期权头寸中的市场风险纳入金融监管的范畴。 3．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产生背景：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许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其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的风险。 主要内容：将“一条铁律”扩充为“三道天条”，首次将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和市场约束并列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利用市场机制压缩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突出特点之一：强调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的作用——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它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突出特点之二：注重借用银行内部的力量加强风险防范——除继续保留外部评级方式外，更强调银行自己以市场为基础衡量风险状况，建立内部风险评估体系。对于信用风险，新协议提供了三种循序渐进的方案供银行选择：由监管当局利用外部评级结果确定资本水平的标准化方案、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 意义：新协议决定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新的发展方向，各国的监管理念将由单一的严厉政府管制走向与监管对象协调和配合的协同监管，注重让市场的力量来促使银行稳健、高效的经营。 (二)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的金融监管呈现以下趋势： 1．监管理念方面，发生重心转移。注重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变“猫鼠对立关系”为“脑与四肢的协同关系”。 2．监管机制方面，走向多元化。由偏重于国家监管机制向监管机制多元化转变——国家专门监管机制、银行内控机制及自律机制的齐头并举。 多元化监管机制实现的关键在于引入市场约束，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便于存款户、投保者、股东等多方市场主体及时掌握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3．监管模式方面，向功能型监管转变。功能型监管是指在一个统一的监督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其优点主要是有效地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可使监管机构的注意力不仅限于各行业内部的金融风险；能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 功能型监管的不足之处在于协调过多，程序复杂，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风险确认速度比不上机构型监管模式。但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金融信息网的建成完善，功能型监管的不足之处将会降到最小的程度。 4．监管技术方面，出现了一种激励相容的新方案。激励相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银行在测试期初向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水平，为该期间内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准备，在整个期间内，只要累积损失超过承诺水平，监管当局就对其进行惩罚，如交纳额外资本费给中央银行。 5．监管范围方面，有所扩大。从单纯的表内业务，扩展到包括表外业务在内的所有业务，还通过并表监督来加强监管。

④ 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手段有哪些

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而资产评估具有“去资产泡沫化”和“稳定器”的作用。资产评估还是金融监管的“预警”和“标尺”，是有效进行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
其次还有一下几点：
金融监管的手段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监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场体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采用法律手段，而市场体制不发达的国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总的看，目前金融监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将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金融活动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金融监管，具有强制力和约束性，各金融机构必须依法行事，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国监管当局无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积极完善立法，使金融监管拥有相当的力度。法律手段发挥监管作用，必须树立金融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执法要严格。例如，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证券市场，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抑制和消除欺诈、垄断、操纵、内幕交易和恶性投机现象等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技术手段
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实现全系统联网。这样监管当局不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及客观评价监管对象的经营状况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提高监管频率，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快速反馈监控结果，遏制金融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监管，实际上是将监管当局监管的内容量化成各项监测指标，通过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对比，最后以监控指标的形式反映金融业的业务经营活动状况判断风险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具有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当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出现波动时，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从监管的发展方向看，各国都在实现非行政化，逐步放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金融业，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触的，虽收效迅速，但震动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完全摒弃行政手段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特殊时期仍然需要它。
（四）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以监管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金融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金融监管的经济手段很多，如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手段。在证券市场监管中，金融信贷手段和税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经济手段。

⑤ 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手段和方式有哪些

各国的金融监管主要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在具体监管过程中，主要运用金融版稽核手段，采用权 “四结合”并用的全方位监管方法。 （1）依法实施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家金融管理当局的监管，金融监管必须依法进行，这是金融监管的基本点。要保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才能保证它的有效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金融法规的完善和依法监管是绝对不可少的。（2）运用金融稽核手段实施金融监管。金融稽核，是中央银行或监管当局根据国家规定的稽核职责，对金融业务活动进行的监督和检查。金融稽核、检查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业务经营的合法性、资本金的充足性、资产质量、负债的清偿能力、盈利情况、经营管理状况等。（3）“四结合”的监管方法， 现场稽核与非现场稽核相结合、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全面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结合。

⑥ 针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建设性的建议

您的问题过于抄笼统，究竟是遇到什么样的管理问题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应该建立一整套的应对问题和风险的方案，能够做到在出现问题之前或者问题刚刚出现的同时就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原因无外乎：
1、组织结构问题；比如结构混乱，人员重叠
2、人员配置问题；人浮于事，分工不明
3、管理人员素质；对产生的问题难以驾控，反应迟钝
4、企业文化；工作态度散漫，人心不齐
5、制度问题；没有一整套激励惩罚规章制度
6、企业目标不明确；企业首先得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才能使工作稳步前进，很多开头很好的企业最后之所以失败完全因为没有制定一种稳定的经营计划

对企业的领导而言，首先必须分清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再去找到解决的方法。企业管理的影响因素很多，笼统地找到个万能的解决方法是不大可能的。

不知道我的解释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⑦ 金融监管一体化的困难和现实障碍

金融监管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性变革，开弓没有回头箭，容许纠错，但不容许走回头路。这意味着必须对一体化改革的困难和现实障碍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许多国家栽了大筋斗。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呢? 对许多主张实行一体化监管的学者而言，统一监管机构建成以后,以前分业监管下以机构为基础的监管将向以业务为基础的监管转变，用同一方法和标准衡量相似业务和风险成为现实，而不管该业务和风险由哪一类金融机构承担。这意味着，“监管机构的统一”走向“监管标准和手段的同一”，实现监管的同质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成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同一性监管，分业监管下以机构为基础的非同质性监管不仅在一体化改革后保留下来,而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当多的学者担心这样的改革会退化为一种形式化的改革，用新瓶装旧酒，不过是让以前的分业监管部门在一个共同的新牌子下重复着过去的工作而已。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许多国家在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信息报送程序、信息披露程序等方面实现了对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的完全统一,但是在市场进入规则、净资本规则、最低资本限制、会计准则等方面依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德国BaFin是一个很好的案例。BaFin是在合并联邦银行管理局(BAKred)、保险管理局(BAV)和证券管理局(BAWe)的基础上成立的，新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依然按照银行、保险和证券分别设立，不仅监管方法和手段与以前相比没有多大改变，人员也基本上沿用从前的人员(人员的内部交流很少，连办公场所也没有合并到一块。
形式化的统一而不是实质性的同一的不利后果是，不仅分业监管下的监管冲突、监管重叠、监管疏漏、监管套利等旧毛病没有得到解决，而统一监管机构所特有的新弊病又出现了。基于此,Goodhart(Z002)指出，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一体化改革鲜有进展顺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改革没有充分体现出统一监管的好处，但却集中了两者的坏处。 每一个监管机构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监管文化，这些监管文化包括议事程序、工作方式、信息传递方式、监管工具、监管手段、员工福利制度等，这些独特性有些以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则以传统和惯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重组分业监管机构的时候，除了监管权力的重新分配以外，整合监管文化、调和监管文化冲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然而,每个部门都认为它们从原来的机构继承下来的东西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是最优的，它们对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文化不理解，对改变自己监管文化的举措则进行本能的抵触。
以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文化冲突为例，它们的冲突被认为与“医生与警察”的角色冲突类似。银行监管机构被看成“金融医生”，证券监管机构被看成“金融警察”。根据Luna Martinez和Thomas A.Rose(2004)的研究，在进入准则、内部控制、净资本规则、信息披露规则、风险预警等方面，金融警察和金融医生的差异几乎不可调和。例如，在金融机构设立条件方面,银行监管更为关注良好的资本结构和审慎的内部控制制度，而证券监管则更为关注高级管理人员的胜任能力和道德记录，绝大多数国家甚至不要求新设证券机构象银行那样事先获得金融许可，只需进行一般的工商注册登记就可。在净资本规则上,同一资产的折扣比例银行往往要更高，净资本规则下的最低资本规模银行也比证券机构高出许多。会计准则方面的差异就更大，在一些国家(如瑞典)，对地产、证券等资产的价值评估方法，证券机构享有更大的选择权(历史成本法或者公允价值法)，而银行则只能选择历史成本法。在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方法上,则正好相反，证券机构的提取比例要显著高于银行。如此等等。
难以调和的文化冲突诞生了一个人们没有意料到的问题，新机构依然缺乏合作和沟通，许多政令得不到所有部门的一致理解，推行起来困难重重。监管文化冲突带来的最坏的结果是所谓监管排挤效应，即监管文化冲突最终以强势集团的文化取代弱势集团的文化结束，在很多转型国家，这种取代往往就体现为银行对证券、保险的取代，银行监管建立起排他性的权威，证券监管和保险监管成为附属部门。对那些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本来就已经滞后的资本市场遭到银行体系新一轮的挤压，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到阻碍。 金融监管的一体化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仅仅是对金融结构的一种被动的适应，一种技术性的调整。这意味着，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应该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对改革的准备甚至重要于改革的本身。因此，许多学者(例如，Good hart,2002)对墨西哥式和韩国式的应急式改革模式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认为应急式改革具有金融危机“条件反射”的性质，改革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通盘考虑所有的情况；这种改革在很多时候还成为政治家们转移公众注意力、推卸政治责任的工具。
应急式改革是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但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急于求成、将改革过于简单化的弊病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体化金融监管机构表示，它们目前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目标不明确、权责不清楚。对于传统的三大金融监管目标(效率、金融稳定与公平)，一体化机构应该追求哪一目标，直到今天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地规定。在那些少数同时追求三大目标的一体化机构，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当这些目标出现冲突的时候，法律同样没有明确哪一目标应该优先。这种“疏忽 ”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人们原本以为建立一体化监管机构的一大好处就是强化其责任，而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换句话说，“监管道德风险”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小事情也产生了大麻烦。监管收费就是这样一个引起大麻烦的小事情。很多一体化机构监管费用不再来源于政府预算,而是采取收费的方式解决。主要的收费途径包括：按资产规模(例如总资产)对金融机构征收监管费，对特定金融活动征收监管费(例如从证券市场的成交量中征收监管费)，以及一些服务性收费(例如数据和信息的查询费)。上述三种收费方式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对于向监管对象的收费，人们担心这种收费会带来利益冲突，谁能保证监管机构的 “公心”不向为它们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倾斜?同时，由于大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人们有理由担心大机构在日常监管中比小机构更容易得到优待。对于第二种收费方式的担心是，监管层改变了其在证券市场应该保持的中心立场，而具有了鼓励市场做多的内在倾向，因为只有这样监管者才能够从更大的成交量中获取好处，一些学者因此担心监管者可能会放松监管、纵容泡沫。对于服务性收费，人们的抱怨是，原来一直免费的信息为何如今要付费才能享用?人们的抱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英国、挪威、瑞典等国表示，尽管监管经费非常紧张，但是却不敢轻易声张要提高监管费。
人才问题是另一个引起大麻烦的小事情。绝大多数国家原本希望通过一体化改革来更加有效地利用仅有的监管人才，没想到，由于许多职员对改革不理解、对未来丧失信心(例如担心在新机构中可能受到排挤、冷落、得不到新上司的赏识等，而选择了跳槽，在一体化机构建立的前3年这一现象尤为严重。令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表达了人才流失的“隐痛”，因为流失的恰好是最为紧缺的精英。这又是改革准备不充分、不彻底“惹的祸”

⑧ 金融监管的主要手段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目标可概括为：(1) 一般目标：①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②保护公平竞争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证中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2) 具体目标：经营的安全性、竞争的公平性和政策的一致性。①经营的安全性包括两个方面：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提高信贷资产质量。②竞争的公平性是指通过中央银行的监管，创造一个平等合作、有序竞争的金融环境，保证金融机构之间的适度竞争。③政策的一致性是指通过监管，使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保持一致。通过金融监管，促进和保证整个金融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监管应贯穿金融机构从市场准入、市场经营到市场退出的全部业务活动，但中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机构的审批（市场准入）和合规性（市场经营）上，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对金融机构日常的业务运营、资产质量和财务盈亏状况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更是严重缺乏。在监管范围上，重国有商业银行，对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新出现的网络银行的监管基本属于空白。监管内容和范围过于狭窄，这势必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使监管无的放矢。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的金融监管手段应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统一。而中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近几年，中国虽然陆续颁布了一些金融监管法律，但是并不能涵盖金融业的全部，且因规定比较原则，在金融监管实践中难以具体操作，导致金融监管效果不佳。目前基层监管部门的监管方式主要是外部监管，即现场监管和事后监管。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缺乏超前预警效能，事前监管几乎空白。

⑨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⑩ 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措施主要有哪些

金融监管的手段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监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场体制健全的国家，主要采用法律手段，而市场体制不发达的国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总的看，目前金融监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将金融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金融活动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金融监管，具有强制力和约束性，各金融机构必须依法行事，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国监管当局无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都积极完善立法，使金融监管拥有相当的力度。法律手段发挥监管作用，必须树立金融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执法要严格。例如，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证券市场，就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抑制和消除欺诈、垄断、操纵、内幕交易和恶性投机现象等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技术手段
监管当局实施金融监管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运用电子计算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实现全系统联网。这样监管当局不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处理信息资料及客观评价监管对象的经营状况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扩大监管的覆盖面，提高监管频率，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快速反馈监控结果，遏制金融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监管，实际上是将监管当局监管的内容量化成各项监测指标，通过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对比，最后以监控指标的形式反映金融业的业务经营活动状况判断风险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当局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运用行政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具有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当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出现波动时，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从监管的发展方向看，各国都在实现非行政化，逐步放弃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金融业，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触的，虽收效迅速，但震动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但完全摒弃行政手段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特殊时期仍然需要它。
（四）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指监管当局以监管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金融活动和参与主体的行为。金融监管的经济手段很多，如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经济手段。在证券市场监管中，金融信贷手段和税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经济手段。